近代两个方面的进步，促使历史研究扩展至因资料庞大而被视为无法解决问题的领域，这二者分别为统计理论的发展和因微芯片的发明而功能日增的电脑。于是，经济历史学家得以衡量人口、土地持有、进口与出口、房租、利润、汇率、土地与矿区的转让、获利、投资及经济成长等。两本有益的历史计量导论，分别为德雷克（Michael Drake）编的《应用历史研究学》（Applied Historical Studies，1973），以及弗洛德编的《量化经济史论文集》（Essays in Quantitative Economic History，1974），尤其是后者之中有一篇警醒的论文，这就是欧林（G.Ohlin）撰写的《数字中无保障：历史统计学中的若干陷阱》（No Safety in Numbers：Some Pitfalls of Historical Statistics）。Robinson（1965），ch.3，pp.70-72.法国方面，采用历史计量的著述，可见于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著述之中，可称范本的佳作就是勒华拉杜里的《历史学家领域》（The Territory of the Historian，1979）。这些历史证据，通常经由统计予以整理，然后由电脑打印使之具体化，它是由数字及符号，而非由字词和文句表达的。这种度量在经济计量家及历史计量家眼中，具有无比的权威，然而可能这是因为它的表述方法如下（Floud 1979，p.236）：
y = Kph py× y K×ph ph
无以计数的读者为之瞠目结舌。这就是所谓的“硬性”证据（hard evidence）。
至于“软性证据（soft evidence）”则可见于传统性历史文献之中，是用文字而非用符号来表达的，且所表述的多为理念而非计量（想想《大宪章》，《1533年上诉限制法令》，《美国宪法》等）。采用“软性”一词，就表示它具有争议性、修饰性、变易性。它也可拥有一种以上的诠释，让人无休止的争论它的真义何在。历史计量家曾夸口说：“我们的硬性证据并非如此，它可以量化，且不会含混不清。”然而并非所有事物都可量化。譬如说，社会学家就坚称，我们的社会实质，包含信念、风俗、习惯、制度，而这些又多已凝合为思想。人又该如何来写思想史呢？曾有许多人试过，就如一位政治历史学家所言，这好比是将果冻钉到墙上。See Novick（1988），p.7.柯林伍德分析说，历史只能是思想的历史。物质材料本身不具说明性，其意义非见诸表面，即使钱币及碑铭，倘若人不解其上语言，抑或不能重建其所属的社会风貌，它一样不能自明，此乃是不少困惑的考古学家所见。因为软性证据是在字词之中而非在数字之中，就产生了所有与语言相关的问题--翻译、意图与理解方面的问题。更恶劣的乃是，就连串文字而言，听者、读者与发言人、作者，抑或与其他的听众或读者，素来无法确知他们在认知上彼此是否一致。若是数字，疑惑就少。若与文字如“王冠”、“祖国”相较，显然数字“10”或“365”的模糊性较小。然而就后者而论，我们仍然要问，计算的是什么？正确度如何？是谁在算？何时？又在何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