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还有当时的编年史和历史著述。这些作品（甚至明显是简单的盎格鲁-撒克逊大事记）多少能为整理当时事件的编年纪事提供骨架。其中若干亦曾加入原因探究与诠释，更多的则探讨动机和性格交互作用。更富学识的人（得益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则细心模仿古典时代的作家，试图撰写富有政治意味或哲学意味的历史，例如佛罗伦萨的马基雅维利、圭恰迪尼，英格兰的弗吉尔（Polydore Vergil）、莫尔（Thomas More），法兰西则有科明尼斯（Philippe de Commynes）。这些著述可能很有用。罗斯（Charles Ross）在《爱德华四世》（Edward Ⅳ）一书附录中，曾抱怨爱德华四世在位期间缺乏上述类型的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并引述埃尔顿之言：“由于那个时代并不存在合格的同时代史著，以致如今它的形貌及意义，皆招致如此多的争议。”Ross（1975），p.429.
事件仍在进行中，就将其撰成历史，我们又当如何看待这种著述？帕克曾列出34部荷兰革命的同时代史。See his The Dutch Revolt（1979），p.277.在我们以为它们必然缺乏重要资料和远距离下可获得的透视，并因此认定它们不够成熟而不值得认真考虑而予以排斥之前，我们可以想想一部人们公认的历史著述艺术的杰作，即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正是这种“不够成熟”的成果。同时代？确实！未经整理的原始材料？不然！若为获得有关那次伟大冲突的知识，我们都得请教该书。
最后，也是问题最大的，就是一个时代想象文学方面的证据。嘲笑轻率的企图是相当容易的，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撰述下列形式社会史蔚然成风，如“乔叟时代的世界”（‘The World of Chaucer’）、“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The England of Shakespeare’）、“狄更斯时代的伦敦”（‘The London of Dickens’）等，这类著述基础多来自作家的诗集、戏剧、小说中所设定的事实。这类虚拟故事不曾提供坚实的证据，倘若乔叟、莎士比亚、狄更斯不曾有所著述，我们很难相信人们竟能对爱德华三世、伊丽莎白一世、维多利亚等治下的英格兰获得深刻洞识。他们能提供同时代证据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却很难确切说明是哪方面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