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注意这里的前提假设。计量经济学家多将目光集中于可计量事物，并认为凡不能计量的事物，多半与他们的旨意不符。再者，他们原意在于削除历史的复杂性，并假定他们确知走这条危险的捷径的方法。公正地说，没有历史学家可以涵盖一切事物，故历史学家莫不承认捷径实有必要。引起质问的，乃是这些方法应否交由其他学科的理论来确定。第三个假设，亦即“新”经济历史学家能够鉴别出可提供最佳解释的现象，最让人怀疑。再者，寻求解释因素，历史学家亦以为是常见的做法。许多人不以为然的，乃是可否在事前预知哪些解释因素是可计量的--这就是第一个假设。
历史计量学
另一位“新”经济历史学家特明（Peter Temin），曾将“新”经济史形容为“应用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形式”，至于其方法则是“先选取经济行为某一方面的正式模式，据此模式搜集资料，将资料与模式结合，从中得出结论”。See Temin（1973），p.8.同样，这个程序属于科学而不属于历史。在此，我们再次注意到这是将预设的模式加诸材料，而只有适合该模式使用的材料才会入选的做法。不能在经济模式中适用的资料（例如宗教或政治见解）又该如何？是否该予以忽视或排斥？
另一位美国经济历史学家福格尔（R.W.Fogel）形容计量历史学为“‘科学历史’的新派别”。他还说：“计量历史学家的共同特征，就是采用社会科学中的计量方法与行为模式来研究历史。计量历史学家执意以明显的人类行为模式和基础来研究历史。”See Fogel and Elton（1983），pp.24-25.他更明确地表示，计量历史学不仅能应用于经济史，也可以应用于“人口及家庭史”。Ibid.
这里存在的问题，则是可否在典型历史学方法或认知不遭扭曲的情况下，引进社会科学中曾使用的计量方法与行为模式。同时，还必须提醒一点，诚如稍前所述，即使是社会科学家，也并非一致肯定行为模式与计量方法的价值。意大利经济历史学家奇波拉就排斥这种“新”经济史。他认为这种“新”经济史的缺点在于过分简化、主观，并且是后见之明（ex post reasoning），至于它所依据的“哲学及认识论的基础又非常粗浅”。并且，它将陷入下述危机，例如为迁就方法而限制结果，以及依据方法为结果定位。Cipolla（1991），p.59，69.总之，即使历史学家亦无权排斥任何能助其了解真相的方法。可是，历史学家绝不容许方法为他开处方，指使他预先选定材料，更不容许任何外来理论为他的解释塑形。在这些方面，历史学家期望享有自由抉择权，且对以理论为基石进行的探究深表怀疑。多少个世代的经验，乃使历史学家意识到，若在研究过程期间，就运用原先期望在收尾时方能发现的东西，可能导致危机。笼统地说，此乃本国国王、将领大多英勇，他国则不然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