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中采用诠释方法的翘楚，可能是伟大的德国学者韦伯（Max Weber，1864-1920年）。他把社会学定义为“一门试图说明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作出因果解释的科学。‘行为’在这里表示人的行动，只要这一行动带有行为者赋加的主观意向”。See Weber（1947），p.88.请留意“主观意向”和“说明性”等词。记住，诠释学通常被定义为“诠释的科学”。此外，韦伯还是历史学家，这并不令人惊异，他就曾以为社会科学就是历史科学（historical sciences）。对他而言，“所有社会事实，均可在时间范畴内借助历史学家的方法予以理解”。See MacRae（1974），p.63.For further reading，see Bottomore（1971），pp.31ff；Bock（1979），pp.39-79；Coser and Rosenberg（1969），pp.243ff；Ryan（1973），pp.7ff；for a more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see Winch（1958） and Ryan（1970），pp.127ff.Gadamer（1979），is a thorough study of hermeneutics，and Schutz（1972） takes further Weber*餾 notion of subjective meaning in social actions.然而，在人文科学中，争议仍继续存在。
不过，在此，我们瞩目的乃是历史。我们诘问的乃是历史与社会科学之间是否存有明显的区别。乍看之下，行为主义学派与诠释学派之间的区别就是这种区别，但是正如柯林伍德提出的，历史与科学之间并无分界线，上述区别不过是社会科学中两派思想间的区别。然而，令人讶异的则是历史内部也有类似的争辩。是否应对历史采取科学解释的方法，史学界存在很大争议，下一章会谈论这个问题。至于该争议的分界线（解释时应采取科学方法抑或本身特有的方法），我们应将它视为历史学的内部分歧，而非历史学与科学间的分野。See Skinner（1990），p.6.
量化解释
争议非仅限于历史哲学家之间， 它也出现在计量史学（quantitative history，或cliometrics）是否应采取统计方法方面。由于经济史本身业已接纳这种方法，计量经济史（又称“新”经济史或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乃是出于经济学而非历史。它被定义为“探索并检验关于历史事件的假说，该假说乃是依循既定经济理论的基础框架而成”。Floud（1974），p.2.上述工作通常被视为科学家的领域，如弗拉德（Floud）认识到，检验基于既有理论而成立的假说，不是历史学家工作的通常方法。他继续说：“所谓‘新’经济历史学家目光集中在可计量的经济现象，并运用经济理论和这种现象相联系，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有意减少历史的复杂性，并聚焦于最足以解说他们研究的事件的各种现象。”Ib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