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则认为国家竞争优势源自廉价与充沛的劳动力。然而如德国、瑞士或瑞典等国家，不但薪水高，而且劳动力还长期不足，经济依然繁荣。日本经济过去由廉价充沛的劳动力起家，现在同样面临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它的企业却能借着自动化取代人工，延续了国际竞争优势。高薪下的竞争力似乎代表一个更合理的国家目标。
还有一派的观点把竞争力与国家资源丰富与否画上等号。不过，近来贸易表现突出的国家如德国、日本、瑞士、意大利和韩国，都是资源有限、必须依赖进口原料的国家。更耐人寻味的是，相对于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资源不足的韩国、英国和德国反而较为繁荣。
也有很多人将竞争力的源头指向政府政策。评论者将政府的产业目标、保护政策、奖励出口以及补贴等手段视为国际竞争力之钥。这样的论点主要是根据对日、韩等国家，以及对汽车、钢铁、造船与半导体等少数大型产业的研究而来。不过这样的观察并没有扎实的调查资料佐证。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意大利，政府产业政策的影响力相当薄弱，但是意大利的出口增长率一度仅次于日本，高居世界第二位，该国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升。
政府干预通常只在次级产业中才比较有效，而且即使在有强势政府的日本和韩国，干预成效也不是很好。在日本，传真机、复印机、机器人和高新材料等重要产业中，政府的影响力很微弱；通常被认为是政府主导成功的日本缝纫机、钢铁、造船等产业则已过时老去；而日本政府从1971年开始积极推动的航空业以及1978年开始的软件工业，一直未能跃升到国际领导地位。韩国政府野心勃勃地投入化工、机械等产业，但是成绩同样不佳。环视各国，政府强力介入的产业，绝大多数无法在国际竞争中立足。在产业的国际竞争中，政府固然有它的影响力，但绝非主角。
最后，有关国家竞争力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即认为它是缘自各国管理模式之间的差异。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式管理受到举世瞩目，正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管理模式曾经辉煌一时。但是这类解释也有它的问题。因为不同的产业需要不同的管理方式，适用于某类产业的管理方式移植到另一种产业上，结果可能是一场灾难。在意大利，小型、私人与松散的意大利家族企业构成制鞋、纺织与珠宝等产业的骨干，成为这些产业创新与发展的动力温床，每年为该国带来数十亿美元的出口值。这种产业模式如果应用到德国汽车业、化工业或是瑞士制药业、美国航空业，结果会不堪设想。美国式管理尽管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但美国企业在全球的软件、医疗器材、消费日用品等产业及服务业中依然称雄，而在日式管理的彻底执行下，日本的化工、消费品或服务业在国际市场上却毫不起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