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2
社区组织者与义工
“有一些人，他们对自身的使命怀有虔诚的信仰和坚定的意志，哪怕只有一小群这样的人，也足以改变历史的进程。”
—莫罕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
甘地笃信真理的意义。他把真理当做强有力的武器，对抗专政。
灵感来源
甘地：通过非暴力抵抗实现国家统一
1915年，在南非长期领导非暴力反抗种族歧视运动的著名律师莫罕达斯·甘地，接受了祖国印度的召唤，重返故乡，帮助人民抵抗英国的统治。
印度张开双臂欢迎他的归来。孟买的码头挤满了人，等候迎接这位受过英国教育的律师远渡重洋归来。甘地在非洲时，总是身着合体西装，手拿精致雨伞，典型的英国绅士打扮。在人们期盼的目光下，最后一位旅客终于走下了三等船舱的跳板。拥挤的人群中是甘地瘦小的身影。他戴着传统头巾，身着都提（dhoti），腰间系着一长条未经缝纫的白布。
当时的议会党领袖贾瓦哈拉·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和萨达尔·瓦拉巴伊·帕特尔（Sardar Vallabhbhai Patel）十分震惊。一位英国观察家这样说道：“我的上帝，他的装扮和苦力没什么两样。”但是对于等候在码头的印度人民来说，他抛弃精美西装的做法发出了明确信号：甘地是人民中的一分子，他已然脱下了英国统治的外皮。
这位被誉为“圣雄”（mahatma）的人，不是个普通的政治家。
南非，真理与和平
甘地于1893年第一次来到南非，在一家印度人开的律师所任律师。才到南非没几天，他就被人从火车上扔了下来，旅馆禁止他入住，连走在人行道上都会被推开。一切全都是他的肤色使然。但是他觉得，一遇到困难就跑回家，那是“懦弱”的表现，因此决定留下来，帮助印度人争取到应得的公民权。
他的头一个想法，就是要把异国的印度人民团结起来，当时在纳塔尔（Natal）和德兰士瓦（Transvaal）生活的印度人有6万左右。这些印度人社区分散各处，因社会阶层、宗教信仰和语言的不同而差异显著。但是，这种境况在甘地来到南非一年之内就得到了明显改善，1894年，他协助成立了纳塔尔印度人议会（Natal Indian Congress），之后又成立了德兰士瓦英国印度人联合会（Transvaal British Indian Association）。
甘地意识到，若想发起变革，就需要强有力的举措。他同时发现，面对压迫和不公正，人们通常采取三种回应方式：默默接受或逃离；诉诸武力进行反抗；通过非暴力方式勇敢抗争。而对于甘地来说，唯一可行的只有第三种办法。他明白，被动或非暴力抵抗，也就是他所谓的“真理之路”（satyagraha）是个强大的工具，可以让反对者毫无退路，只能面对并解决现实中的不公正问题。
甘地第一次真正踏上真理之路，是在1907年3月。当时，《布莱克法案》（Black Act）刚刚获得通过，要求所有的印度人都提交指纹记录，并登记在案。大规模的示威活动随即展开了，众多印度人聚集到了德兰士瓦，表示对这一法案的反对。在德兰士瓦的13000名印度人中，只有500名接受了登记。当局十分恼火，开始殴打并抓捕非暴力示威者，其中也包括甘地本人。入狱后，甘地主动要求被处以最长时间的监禁，其他人也纷纷效仿。
为了镇压不断上涨的示威者数量，当局决定对当地的印度人实行自主登记的办法。甘地接受了这一妥协，被囚禁的示威者也重获了自由。不过，斗争的过程是漫长的。经过整整8年的连续示威和不断入狱，当局最终在1914年6月取消了《布莱克法案》。甘地终于用实际行动证明，他的真理之路确实是改变社会的有效途径。印度， 象征与牺牲
1915年当甘地重归故乡时，印度的领导者认为，他很可能会很快发起独立运动。从18世纪开始，印度就沦入英国的统治，殖民政权从未把印度人当做平等的公民对待，而国家财富则集中在英国人和少数受到优待的印度人手中。
议会领导人戈帕尔·格卡尔（Gopal Gokhale）是独立运动中的一位智慧长者，他对甘地的回归充满期待，并建议他先到印度四处走走，全身心投入到后续斗争的准备工作中去。当提到甘地踏上孟买码头的那一刻时，他说：“看到你那身装束时，我就知道，我可以在平静中离去了。”这样的装束一直被人们传承了下来。
甘地听从了格卡尔的建议，但是，他怎样才能在这场斗争中找到平衡点呢？由10万英国军人和印度公务员组成的庞大政府机构管理着3.5亿人口，其中包括印度教徒、穆斯林教徒、佛教徒、锡克教徒、耆那教徒和天主教徒，遍及70万个村庄，涉及几百种方言和语系。尽管英国人为便于行政和军事管理而搭建了电报系统和铁路系统，但普通的印度人却很少走出家门和村庄之外的人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