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事部门工作，翻译不是唯一的工作，但一定是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刚到部里工作时得到一个印象：领导级别越高，翻译人员的级别也相应较高。如为司长翻译，可能一般工作人员就可以了；但如果是为部长或更高级的官员翻译，通常担任翻译的都是处一级的干部。这当然是因为处一级的官员工作时间较长，经验丰富，英语水平也高一些。
但这只是惯例，是惯例就有例外，只是后来慢慢发现对我来说，例外倒成了惯例，不管为处级还是司局级还是部长级的领导翻译，担任翻译的都是我这个“一般工作人员”，直到有一次要给副总理翻译。
当时是英国教育与就业大臣布兰基特来华访问，为表示礼遇，我国副总理将礼节性接见代表团一行。那时我刚从英国留学回来不久，也参与了代表团的接待。和每次接待一样，我负责具体事务的办理，上面的处长、司长以及部长都是具体拍板的人，只是各自所拍板的厚度可能不太一样。
副总理要接见，自然又有翻译的事。以前这么重要的场合都会由处长大人亲自出马，我想当然地以为处长这次也不会例外，会亲上前线。没想到就在代表团抵京前几天，处长明确告诉我说届时翻译得由我上。
再次印证例外已成惯例。而我的惯例是既然躲不过，那就迎上去。
活动被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钓鱼台不是常人能轻易进去的，绿草茵茵，树木葱葱，环境空幽，空气清新，我也是第一次进钓鱼台。
没时间领略风光了，还是赶紧再看两眼材料吧！
英方陪同代表团参加会见的有英国驻华大使等官员，听说英国大使是一个中国通，中文说得极溜。
双方见面，握手寒暄，然后分宾主落座。我也赶紧找到自己的座位，坐在我对面的是同事小张，她也是英语专业毕业的，但当天主要负责记录，翻译的事由我负责。
第一次坐在大人物后面，心怦怦直跳。
会见开始。
起初都是一些客套话，副总理欢迎代表团来华访问，英方部长大概说一下这几天的行程，翻起来问题不大。说是礼节性会见，但也不能完全是礼节性的“你好我好”之类的寒暄，双方的合作项目必然是要提的。
会见之前相关材料早已上呈，因此副总理对这些项目也相当熟悉。而我正是这些项目的中方合作官员之一，因此业务上并不陌生。
副总理开始谈到其中一个在西北的合作项目，谈到了“聋哑”儿童。说完一段，他停了下来，我开始翻译。
“聋哑”本是很熟的词，要是在平时翻译根本不会有问题。但这不是平时，这是在为领导人翻译，第一次坐在以前只有在电视上才能看见的会见场所。于是，出问题了。
突然脑子一片空白，思维短路，死活就是想不起来“聋哑”用英语怎么说，我知道就在嘴边，可就是说不出来……
一位是副总理，一位是来访的部长，一场高规格的会见，不可能让他们一直等下去。全场都在等着我往下说。
按以往的做法，不能直接表达我就绕着说，把意思表达清楚就是。今天我决定照方抓药。
具体说什么已经忘了，就记得当时我说的是“Those disabled children who cant see or cant speak...”
天知道当时脑子在想什么。
更要命的是我一点都没意识到已经说错了，而且同样的错误还重复说了N次。余光中似乎看见英国驻华大使嘴角动了一下，好像要说什么。顾不上他了。
没抬头看处长的脸色，一是没空抬头，二是我也不知道说错了啊。如果真有时间抬头看的话，应该能看见处长懊悔的表情——说什么呢！早知道我自己上了！
“我没有说‘盲人’，我说的是‘聋哑’。”副总理突然扭头对我说。
当众被副总理纠出个错来，这事儿还了得！
我基本没有做任何反应，一脸茫然地看着副总理，不知所措。他已经扭过头去，等着我纠正翻译的错误。
估计这时候冒汗的不止我一个。
怎么办？词儿我是想不起来了，能想起来的只剩下冒汗了。要是在做梦多好，一睁眼这些就都结束了。突然觉得梦里好像有个声音，是从对面传过来的。
“deaf and mute”。
无异于天籁之音啊！是坐在对面的小张。她今天的声音怎么格外好听呢？
有了救命稻草了，赶紧抓住。
继续……
反正已经这样了，豁出去了。说来也奇怪，刚才那几个字好像是一道坎，一旦迈过去了反而就没事了，接下来的翻译一路畅通。还好礼节性会见不是很长，半个多小时后，会见结束。
长舒一口气。
出来看见处长，我满脸歉意。处长反倒说没事没事的这都正常。
处长大人英明啊！我容易吗！
对我来说压力也就在活动现场，毕竟从来没有给大人物工作过，而且毕竟是我的工作没做好。但活动一结束压力也就过去了，这终究也不是什么天大的事。不过这事对领导的压力可能更大，据说后来办公会上还专门讨论了这件事，作为教训，领导建议下次有这样的场合一定要派有经验有把握的同志。
看来我还是没有经受住考验啊。
巧合的是此后不久，我就离开了教育部，很多人揣测是不是和那次出错有关系。
应该不会吧。
这是我第一次为副总理级领导翻译，也是唯一一次。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但当时感受到的压力我一直没有忘记。
谨向外交部的高翻们致敬！
新闻发布会那些唐诗宋词他们怎么能翻得那么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