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想起，一个曾经经常出入父亲别墅，名叫涩田的书画古董商是我学校的担保人。这个叫涩田的人，和我是同乡，常常拍我父亲的马屁，是一个长得又矮又胖、年届四十的单身男人。他的脸，特别是眼睛，与比目鱼十分相似，所以父亲总叫他“比目鱼”，我也就跟着那么叫惯了。
我借助警察的电话簿，查到了“比目鱼”家的电话号码。我拨通了电话，请他到横滨检查局来一趟。没想到“比目鱼”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说起话来竟然趾高气扬的，但还是答应了我的请求。
“喂，那个电话话筒还是消毒一下为好。没看见他咯血了吗？”
当我回到特别看守室坐下之后，听见署长正用大嗓门吩咐警察给电话话筒消毒。
午饭以后，我被他们用细麻绳绑住胳膊，与一个年轻警察一起乘坐电车向横滨出发了。尽管他们准许我用斗篷遮住捆绑的麻绳，但麻绳的一端却被年轻的警察牢牢地握在手中。
不过，我并没有丝毫的不安，倒是由于警察署的特别看守，反而对那位老警察依依不舍。哎，我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呢？被作为犯人捆绑起来，竟反而觉得如释重负，万般惬意。即使此刻我追忆当时的情形，我还依然乐不思蜀。
但在那一段时期所有令人怀念的往事中，唯有一次悲惨的失败记录，它令我不胜汗颜，终生难忘。我在检查局一个阴暗的房间里接受了检察官简单的审讯。检察官年纪有四十岁左右，看起来像是一个性情温和、不乏气度的人（倘若说我算得上美貌的话，那也无疑是一种淫荡邪恶的美貌，但这个检察官的脸上却萦绕着一种聪慧而且宁静的氛围，使你不得不承认那才是一种真正的美貌）。所以我情不自禁地彻底放松了警惕，只是心不在焉地叙述着。突然我又咳嗽了起来，我从袖口掏出手绢，蓦地瞥见了那些血迹。顿时我涌起了一个浅薄的念头，以为或许我能够把这咳嗽作为一种筹码来进行讨价还价。
“咯，咯咯”我夸张地大声假咳了两下，用手绢捂住嘴巴，顺势悄悄斜眼瞥了检察官一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