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五点半了，我收拾洗净了茶具，突然想，何不去找教区长商量商量。我埋怨自己怎么早没想到这一点。在这种问题上，最能给我帮助的人，自然就是教区长，至于他希腊文的好坏，那是毫不相干的。
我不再浪费时间了，便走了出去，快步下了坡。一路上想起早上看到教区长走出家门的事，心中不胜感慨。那真像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早上一切正常，宁静安谧；而现在，就像有一条毒龙到处乱爬，想要把我们大家都吞掉似的。
其实我根本不必如此匆忙，那是一点用处也没有。教区长的一个孩子走到门口——我一直弄不清他到底有几个孩子，大概总有五六个吧——我在门廊里等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另一个大孩子走出来，向我道歉，请我进屋；我在教区长书房里又等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教区长太太来了，她脸红红的，像是方才在烤面包或者干别的什么来着。不过今天是礼拜天，我想她总不至于还要烤面包[1]①。
她告诉我说教区长出外探望病人去了，等一下会回来匆匆喝一杯茶，然后就要在六点半赶到教堂去做晚祷，也说不定他会径直到教堂去，不再回来喝茶。她一脸倦容，没精打采地望着我，问道：“有什么事要我效劳吗？”
“谢谢您，华顿太太，”我说，“这事非要教区长本人不可。”
“是缝纫组的事，对吗？”她问，像是没有听清或者没有听懂我的话。她常常这样心不在焉，操劳这么一大家子真够她辛苦的，她有点未老先衰了，事情的原委就在于此。
“不，华顿太太，”我说，“与缝纫组无关。据我所知，那个组里一切正常。”我是缝纫组的秘书，自然完全清楚。不过，要是人们知道我有个侄儿竟然在下流去处弹钢琴，她们还要不要我再当秘书呢？我想那就很难说了。
既然再待在那儿也没用，我想还是等会儿再来。于是我便同华顿太太说，晚祷过后我想同教区长谈几分钟。看得出来，她有点不大乐意，她总想让丈夫星期天晚上休息一下，不必再接待来客。我便忙着说明，我只要一会儿时间，要谈的事非常特殊，教区长不用费多大工夫就能给我以指点。就是这几句话也没有引起她的兴趣，她仍是双眼无神；不过，她总算同意让我九点前后再来。
我上文说过，这一切全是白费气力。因我约好了时间，心头便轻松了些。我沿坡向家里走去，心想事情到头来未必就会那样糟，进门时我还轻轻哼了几句歌儿。我走进房，决心要显得快活些，不让阿尔弗雷德起疑心。上午我让他不痛快，晚饭时定要做点可口的东西让他高兴高兴。我走进起居室，问他想吃点什么——他生来不喜欢别人瞒着他做什么东西，还是先问他一声为好。
他在起居室里，一动也不动地站在房间中央，双眼直瞪瞪地朝前望着；他手上拿着一份报纸，折到了中间那几页上。
[1]① 按照基督教教义，星期日除做礼拜之外，不应做其他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