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我们的话题自然而然地谈到了他的创作上。我告诉他，在中国，“愤怒的青年”的主要作家的重要作品已有不少被译成汉语，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例如他的《误投尘世》（Hurry On Down）、《打死父亲》，金斯利·艾米斯的《幸运的吉姆》（Lucky?Jim），约翰·布莱恩的《上层的空位》（Room?at?the?Top），等等。他听了后显得很高兴，他告诉我，他出生于英格兰北部的工业城市斯托克，中学毕业后到牛津大学求学。有趣的是，他同金斯利·艾米斯几乎同时在牛津大学就读，而且都是圣约翰学院的学生，在毕业后两人又都在大学任教。他在雷丁大学，艾米斯在威尔士的斯万西大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他们又几乎同时出版了《误投尘世》和《幸运的吉姆》。作品一问世，立即在英国文坛引起了震动。这两部作品都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一些出生于中低阶级家庭但却受到良好教育的青年人对现存体制的不满，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它们和约翰·奥斯本的剧本《愤怒的回顾》（Look?Back?in?Anger）一起成为“愤怒的青年”这一文学运动的代表作品。韦恩告诉我，《误投尘世》出版后，他又回到牛津，并且一直没有停笔。将近四十年中，他除创作小说外，还写了不少诗歌，发表了许多文学评论文章，并主编了好几部文学作品选集。我随手翻开他的作品目录集，发现其中诗歌、文学评论所占的比重并不逊于小说。他说，人们有时称他为诗人，有时又称他为小说家，对此他并不在意，反正他写诗时就全力投入到诗歌的创作上，写小说时就全神贯注地写小说。他认为，文学既需要诗歌，也需要小说，它们都满足了人类精神上的需要。不过，他又告诉我，他的正式职业还是教授。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八年间他在牛津大学任诗歌教授，担任这一职位达五年之久。这是个荣誉很高的职位，他对此也相当看重，他告诉我，担任此职需要得到好些专家的推选。他半开玩笑地说：“在英国，靠当作家吃饭是很不容易的。”数十年来，他一手搞学术，一手搞创作，过着我们所谓“学者型作家”的生活。
在谈到创作问题时，我问他说：“中国有句古话说‘文章千古事’，即大多数严肃的作家都把自己作品的社会意义看得很重，这同西方一些作家注重表现自我意识自我感受似乎有所不同，不知您对此有何看法？”约翰·韦恩略加思索，回答说：“我同意你的这种说法，我认为文学作品与一般的商品不同。作家应该对创作采取严肃的态度，注意作品的社会效果，对读者负责。”他说他的作品比较注意情节，与传统的写法比较接近，但其中也糅进了一些现代的表现手法，例如在《打死父亲》一书中就有好几处借鉴了意识流的手法。接着他同我谈起了《打死父亲》创作中的一些问题，他说，小说人物的塑造需要作家的想象，但想象与作家本人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例如有人以为《打死父亲》中的珀西是以美国著名黑人爵士音乐家比尔·科尔曼（Bill Coleman）为原型创造的，这种说法既对又不对。说不对是因为他直到小说发表之后才认识科尔曼，说对是因为他一直十分喜欢科尔曼的音乐。在他的心目中，科尔曼就是在欧洲定居的美国黑人音乐家的代表，可以说珀西是根据他对科尔曼这样的人的想象塑造出来的，他还把科尔曼这个名字用到了《打死父亲》的主角杰里米身上。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参阅他发表于《伦敦杂志》（London Magazine）的“Light Breaks Where No Sun Shines”一文。巧的是，在我赴英前两年，我也读到了这篇文章，并将它译成汉语，题为《光明来到了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发表在《外国文艺》一九八七年第三期上（一九九三年，该文又被收入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英国卷》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