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凯芳
拙译《打死父亲》一书已由译林出版社购得版权，于最近重新出版。此时此刻，我不由回忆起与本书作者，著名英国作家约翰·韦恩的一段交往来。
一九八九年，我应英国加的夫大学之邀，去该校中国研究中心讲学。作为《打死父亲》一书的译者，我在赴英之前，就希望能有机会与约翰·韦恩见面。到了加的夫大学不久，我就不无惊喜地从英国同事那里得知，约翰·韦恩同加的夫大学还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他的一个儿子数年前即毕业于该校英语系，而法语教授R.格里菲斯又同他是好友。不巧的是，格里菲斯教授已于数月前退休，离开加的夫了。
经过辗转打听，我终于同格里菲斯教授联系上了，那是一九八九年夏天的事。原先我打算立即就去拜访韦恩，但格里菲斯在电话中告诉我，韦恩新近丧偶，心情不好，已去法国南方休养，我的访问计划只能推迟了。
后来，我得知韦恩的儿子也在加的夫工作，便与他通了电话，从中得知他父亲的一些近况。一九九○年夏，格里菲斯教授来信告诉我韦恩已经回到牛津，并已重新建立家庭，同时又将他的地址告知了我。就这样，我立刻便同韦恩联系，并表示了我打算上门拜访的愿望。韦恩一口就答应下来，当时恰逢假期，我便与韦恩相约，在八月底去牛津看他。
就这样，八月底的一个早晨，我和我妻子在伦敦维多利亚车站搭乘汽车去牛津。牛津与伦敦相距不到九十公里，两地之间的交通极为便利，除火车外，每隔一个小时就有一班长途汽车。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到一个小时就到达牛津。约翰·韦恩事先在电话中告知了我去他家的路线，在车站下车后我们搭乘公共汽车，很快就到了他的家。他住在牛津城北，离市中心不到十分钟的路程，附近有一大片草地，相当清幽。
按了门铃，开门的就是约翰·韦恩本人。这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享誉英伦的“愤怒的青年”的代表作家，如今已是满头银发。他脸色红润，身体似乎很壮实，不过我也隐隐闻到他身上有一丝酒气。他告诉我们说，他妻子恰好上午有事去伦敦，只好由他一人在家招待我们了。
他的家是一幢典型的英国老式建筑，房子不是很大，楼下是厨房、起居室和餐厅，卧室在楼上。值得一提的是屋后有一个不小的花园，园中除花草之外，长着好几株颇为高大的苹果树。初秋时分，只见枝头挂满了累累的果实，很是好看。这天天气晴好，阳光明媚，韦恩在花园里摆上茶点， 我们就在小桌旁边坐了下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尚未签署世界版权公约，在翻译介绍当代外国文学作品时基本上都是自行其是，很少和原作者（或其版权享有人）联系，取得他的授权。自从我来到英国之后，就发现英国人的版权意识十分强烈，例如在教学中需要翻印一些文字或转录一些音像材料时，同事都会提醒要注意版权问题（一般供教学用问题不大，但不能用于商业目的）。因此，我在向他递上我翻译的《打死父亲》的中文本（一九八六年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时，心中有些忐忑不安，生怕他会提到著作权的问题，我还得费些口舌作一番解释。但使我大感欣慰的是，约翰·韦恩满面笑容地接过书，一点也没有不快的样子，版权的问题更是只字未提。他饶有兴趣地把书翻了一翻，同我说：“真可惜，我不懂中文。”说着又转身到屋内，拿出另一本中文书籍给我看，他告诉我这是台湾出版的他的作品，是一位朋友送他的，但他还不知道究竟是他的哪一本书（看来版权页上未印有原书名吧），因此请我看一看告诉他。我接过来一看，不觉哑然失笑。原来那也是《打死父亲》的中译本，译者是台湾大学的一位教授。这就是说，海峡两岸都不约而同地出版了约翰·韦恩的同一部著作！韦恩听了也觉得十分有趣，他又连忙回到屋内拿来了一本印刷精美的自己的作品目录，并翻到Strike the Father Dead这一页，要我在书名下面注上该书的中译本在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出版的地点和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