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79年，经过“说清楚”，他才算基本摆脱了与“四人帮”问题的纠缠。这年，他84岁。
痛定思痛，冯友兰说：
无论如何，经过“四人帮”这一段折腾，我从解放以来所得到的政治待遇都取消了，我又回到解放初期那个时候的情况。这也可以说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吧。可是又不然，还是有一件大事牵挂着，那就是祖国的旧邦新命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前途。
批判之苦、丧妻之悲，似乎使冯友兰从持续多年的迷失中猛醒，他又重新回到了起点。
他抛开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出版的那两册《中国哲学史新编试稿》，开始重新撰写新的《新编》。
与此同时，他也开始认真地进行对自己“人生的反思”。1981年，经他人协助，冯友兰采用口述笔录的方式，仅用8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近三十万字的《三松堂自序》。对于真正想了解冯友兰的人来说，这部回忆录不可不读。冯友兰一生中最受人斥责的事情，便是他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表现。对于这个问题，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说话、写文章都要表达自己真实的见解，这叫“立其诚”。自己有了确实的见解，又能虚心听取意见，改正错误，这叫走群众路线。如果是附和一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到吹捧，这就是伪，就是哗众取宠。1973年我写的文章，主要是出于对毛主席的信任，总觉得毛主席党中央一定比我对。实际上自解放以来，我的绝大部分工作就是否定自己，批判自己。每批判一次，总以为是前进一步。这是立其诚，现在看来也有并不可取之处，就是没有把所有观点放在平等地位来考察。而在被改造的同时得到吹捧，也确有欣幸之心，于是更加努力“进步”。这一部分思想就不是立其诚，而是哗众取宠了。
一位哲学大师，在年近九旬的时候对自己在动乱年代违心做出的错事能公开进行如此严厉的反省，怎能不让人由衷地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