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1963年买龙榆生先生主编的《词学季刊》。上海旧书店开始回信说没有，后来说有几册，每册三元。此刊早就渴望一读，零册也不在乎。但是当时是六十年代，买民国时期的报刊需要单位开介绍信，而我索居独处，跟外界没有联系，要介绍信可把我难住了。
多亏中学同窗好友赵叔先生闻讯援手，他当时在天津师范学院（现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高才饱学，一边读书，一边著述，是特殊人物，跟系里一说，就开来一张证明。上面写着“我系赵叔确实需要《词学季刊》”云云，虽只便条大小，却有公章。寄去就管用，回信说已经配齐全份十一册，要三十六元。我大喜过望，把款寄去，收到了沉甸甸的十一册刊物。打开包一看，发票抬头赫然写着“赵叔确同志”，看了直发愣：分明是“赵叔同志”，怎么把下文的“确”连上，变成“赵叔确同志”了？莫非书店觉得名字挺怪，不知道他家是以伯、仲、叔、季排行命名，却想起了民国词家赵叔雍，跟他排上行了？后来老同学们知道了这件事，无不捧腹大笑。
在困窘之中买书，这多少也有些喜剧色彩，再说一下子看到那么多有用的资料，贫儿暴富，高兴了好久。到“文革”烧书时，咬咬牙，把它保留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