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几个观点。第一，中国储蓄—投资不平衡现象极其严重，以及2007~2008年超大外贸顺差的主要原因不能归结为单个经济主体出现大规模不平衡。确切地说，所有主体共同造成储蓄—投资不平衡。
第二，这个分析方法所推出的结论与仅关注各类主体长期储蓄率的分析法得出的论断大为不同，后者忽视了主体内部出现的影响投资的因素。例如，在很多研究中企业被认定为中国国内储蓄率持续上升的主要推动力，但这并不等同于认为企业就是2007~2008年出现的储蓄—投资大规模不平衡的罪魁祸首。企业储蓄的确增加了，可是如表2–2所示，企业投资也大幅上升，所以企业导致的国内储蓄—投资不平衡增长的比重相当适中。
第三，看到过渡期内政府对国内储蓄—投资不平衡的影响几乎和家庭一样重要，这有些令人惊讶。斯蒂芬·格林的报告首次使人们注意到政府储蓄的显著增加及其越来越严重的储蓄—投资不平衡。他指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报告的预算收入增速大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而且预算收入报告较少提及流向政府的资源。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的预算收入未包括来自土地租赁和出售的收入，这部分金额在2007年为4 54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可是正如第四章提及的那样，到了2010年，这部分金额就猛增至2.9万亿元，即国内生产总值的7.3%。政府预算收入还将社会保险缴纳以及来自全国彩票和其他很多来源的收入排除在外。然而，所有这些收入被包括在构成表2–2数据基础的资金流数据中。这些数据显示，1998~2002年和2007~2008年政府各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3%。
另外，同一时期政府消费支出的比重下降2%。包含预算外收入的总收入和政府消费的差值就是政府储蓄，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5个百分点。增加的政府投资只吸收了部分新增政府储蓄，这样政府就产生了大规模的储蓄—投资盈余。这些盈余有一部分被纳入银行体系建立的持续扩大的国库存款账户中，2010年年末这些存款达到2.5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4%。此类存款规模一开始就有些令人吃惊，因为政府的官方预算通常报告的是通过发行国债来支持的温和赤字。
不过，国库账户包括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管理的社会保险基金余额，2010年年底该金额为2.3万亿元，占年度财政性存款的90%。社保基金余额的增加基本上反映了政府构建社会保障网络（特别是养老金体系）的成果。基本养老金覆盖的劳动者数量过去10年大量增加，第三章将对此进行分析。同时，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员数量增加较慢，因为现在有资格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员是过去数十年来约束更多的基本养老金计划所覆盖人群的总和。2002~2008年得到中国基本养老金计划支持因而需要交纳养老金的劳动者增加了5 500万，而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员数量只增加了1 700万。所以，企业雇员和雇主向国家社会保险基金交纳费用的涨幅往往超过向退休人员发放的养老金的增长幅度。
但是，对中国退休计划的大多数评价的结论是，迄今为止社会保险基金余额的增加量总体上不足以支持未来的退休人员规模，尤其是当工作年龄段的人口在2025~2035年下降8 000万时，这种不足将越发明显。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中央政府就一直在通过财政拨款支持无支付能力的省级养老金系统，还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提供资金，该基金创建于2002年，被作为最后的保障手段。到2010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收到的财政拨款达到634亿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获得的财政支持为1 560亿元。基本结论是，政府的储蓄肯定要大于投资，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保持社会保险资金的支付能力。
所有四个分析2003年后中国经济结构的方法肯定了温家宝总理的这一判断：中国经济高度不平衡，现有经济模式下增长不可持续。消费支出分析法显示，从2003年后投资比重就过高，同时消费比重则跌至非常低的水平。生产分析法显示，2002年后服务业占总产出的比重原地踏步，现在明显低于其他同等发展水平的新兴市场，而制造业作为中国出口的几乎全部产品和很大一部分进口替代品的供应来源，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非常高。收入分析法显示1992~2008年家庭可支配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近10%，本书认为这是消费比重3/4降幅的成因，另外1/4降幅可以解释为来自可支配收入的家庭储蓄率上升造成的。该分析法还表明，可支配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的降幅只有50%可以被认为是工资比重下降所致，利息收入和政府向家庭提供的转移支付净额同时下降也是同样重要的原因。
四种分析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同方法提供了框架来研究缓解经济不平衡的政策，这是第三章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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