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经济显现强劲增长，但国内外的批评者还是指责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存在严重缺陷，2009~2010年的增长率不可持续。一种批评认为，中国在全球经济危机期间和之后经历的经济增长特别不平衡，依赖的是不可持续的大规模投资，其中资金主要来自增幅空前巨大的银行贷款。按照这种批评，贷款大量增加造成了几个不利结果。其一，它不可避免地引发通货膨胀的风险，这种风险在2010年后期和2011年成为现实，以年度数据为依据，当时好几个月的通胀率超过5%，这是2008年中期以来最高的数值。悲观主义者认为，要抑制通胀，政府必须收紧货币供应，这会导致经济增长大幅减速，也就是说出现硬着陆。其二，信贷热可能在房地产和证券市场制造泡沫，这些市场依赖家庭抵押贷款以及银行贷给企业用于建设和其他类型投资的资金。其三，在批评者看来，以信贷扩张为资金来源的大规模投资计划必然造成行业产能过剩，紧接着带来价格下降和制造业企业利润下滑的压力。这反过来又会损害这些企业分期偿还债务的能力，进而引发贷款违约激增。这可能需要国家再次为银行注资，使政府财政状况产生不良后果。
怀疑论者还批评道，刺激计划最终加深了中国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并阻碍消费（特别是家庭消费）的增长。例如，麦肯锡断言：“刺激方案几乎没有使天平向有利于私人消费的方向倾斜，短期内其效果将恰恰相反。”简而言之，虽然很多批评家承认刺激计划的确推动了经济增长，但他们也认为这是暂时的，刺激计划使中国的基础结构问题恶化，最终将造成经济增长速度骤减。
最后，批评人士争辩说，刺激计划牺牲了私营企业的利益，大大强化政府的作用，使中国的长期改革进程发生根本倒退。一位分析家将2009~2010年定性为整个改革年代中集权色彩最浓厚的时期。这一套观点包含若干部分。第一部分是，银行贷款的增加额流入国有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的部分比例过大，这使得非国有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缺乏贷款，并导致国有企业在危机期间为中国经济增长所做的贡献比例过大。第二部分是，当国有企业兼并非国有企业或者政府将私营企业国有化时，国家直接掌握的制造业资产增加了。批评者说，这两个因素的结合意味着，通过牺牲私营企业的利益，国有企业实现了经济扩张。第三部分是，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弱化了市场的作用，强化了政府的地位。这一部分强调的是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的影响力上升，这些举措的目的在于推动内生的创新，其意义远远超越那些广受关注和批评的政策，特别要提到的是国务院确定的将得到政府特殊扶持的七大新兴产业。
尽管中国经济被认为存在严重不平衡，但对中国刺激计划的批评当中有很多似乎夸大其词。2009年9.2%的增长率是1992年以来最低的。至少这些批评者没有意识到，如果中国不开展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等待它的将是明显要慢得多的经济增长。而且，很多针对中国刺激政策的批评忽视了或者较少谈论借助强大的经济增长动力度过危机给中国带来的巨大收益，不能正确评价政府预见到刺激政策的负面效应后所采取的措施。这些批评也未能认识到中国非常保守的财政和金融管制政策所产生的收益。最明显的是，由于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坚定地反对在国内金融市场推出复杂的衍生品，并且严格限制金融机构接触此类产品的外国来源，所以中国的金融机构几乎没有受到有毒金融资产的侵害。因此，危机发生期间政府不必为了向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注资而承担新的债务。因此政府债务余额规模适中，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教训使得中国的财政和金融保守主义的价值凸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