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驻地经常同工农运动接触，我曾在农民协会与工会成立典礼上发表演讲，通常只说几句鼓励的话。由于廖仲恺兼任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部长，积极从事工运，我与他有所接触。以前我见过他，但很少与他接触。如今发生了一些有关工人的事件，有时他的工人们与我的团部发生争执，工人方面未必常有理，我部下官兵亦然。
驻扎在公益时，我抓了一对违法的工人夫妻。作为工人的坚定支持者，廖仲恺发了一份电报给我，要我无条件释放他俩。我拒绝了，理由是我有责任逮捕违法犯罪者。廖仲恺再次来电说，无论他俩有罪与否，我都必须立即释放他俩。我认识到，他的宗旨是工人不应该被捕。我誓不低头，乃将案件转交军警联合调查局处理。廖仲恺骂我“镇压工人”。
我回忆起另一宗事件——新宁铁路工人罢工。我下令复工，在盛怒之下我对工人们说，倘若事态日益恶化，我会把他们全部杀死，然后将部队撤到山区去。人们知道我言出必行，我是讲道理的，但我会拿出铁腕，即人们所说“讲理的野蛮人”。翌日，罢工的工人们复工了。
我不管到哪里，都组建一个以我为首的军警联合调查局作为地方最高执法机构。该局指定一名文职法官在一名书记官协助下审理案件。军警联合调查局视案情需要可将案件移交地方法院。但我从没有向上级请示核准设立这类军警联合调查局。
有一次我只带一名卫士便服出行，当我下火车时亲手抓捕了一名从妇女身上扒窃布匹的小偷。他走在我前面，我把他揪到军警联合调查局。该局的法官认此系轻微罪行，想把此案移交地方当局——法官们常常引援法律。我坚持要毙了这个小偷以维系法治。在环绕全城游街三圈后，他被处决了。
当地百姓对我评价很高。我严禁部下骚扰百姓，他们对我的保护烟赌举措毫不在乎，老百姓所盼的是和平生活。终于有人经营烟赌业了。此后，烟赌业蔓延到整个广东省。这当然是错误的。
我的新兵全系粤籍，士兵们来自粤西南，构成了最大的群体。早先我已订下惯例，到外省去征募新兵。我派人到湘粤边境去招募湘勇，他们是唯命是从、不屈不挠的好兵，非但作战勇敢，而且刻苦耐劳。这一传统始自清代曾国藩左宗棠训练的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