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顿发现茶树最重要的价值在于，这是在中国境外的发现，尤其关键的是，茶叶再也不是中国的独有之物，他们深知其中的意义。日本不过是移植了中国的茶树，但印度本土就有茶树，这就能从根源上掐断茶与中国的关联。
英国人的这一发现，并没有获得广泛认同，至少美国人就不认同。1935年，乌克斯在他风靡全球的《茶叶全书》里，坚持认为中国是茶树起源地。其实世界上也有不少人认为，茶叶原产地是中国。1892年美国人瓦尔希的《茶的历史及奥秘》、1893年法国人金奈的《植物自然分类》、1960年苏联人杰莫哈节的《论野生茶树进化因素》都持这样的观点。
1958年，英国皇家植物园的罗伯特·西利写《对山茶属分类的修正》时，提出世界上有两种茶树种类：中国茶树(camelliasinesisvarsinensis)和阿萨姆茶树(camelliasinesisvar assamica)，但这个说法也未获得认可。
植物的拉丁学名，一旦完成，就终生不会修改。所以现在云南大叶种茶叶，学名还是阿萨姆种(camelliasinesisvar assamica)，是英国植物学家马斯特思于1884年根据印度大叶种茶树命名的。1981年，中国植物学家张宏达在其所著的《山茶属植物的系统研究》中第一次将阿萨姆种的中文学名用“普洱茶”表示，同时还将伊洛瓦底茶C.irrawadiensis用“滇缅茶”表示。
中国考古界的发现也很乏力。从1988年到1992年，不时有媒体报道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随葬品中可能有茶叶，还有有关茶的别称“槚”的简文和帛书，但这些发现都没有具体的出处，无法加以考证。植物学家闵天禄等人查遍英国各大标本馆，没有发现来自阿萨姆地区野生大叶茶的确切记录。闵天禄.世界山茶属研究［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0.
云南普洱的茶农习惯用大象做运输工具在考古无发现的情况下，调查和整理古茶树资源成为另一种有力手段。从英国人宣布印度是世界茶树起源地后，反应迟钝的中国人直到1922年才有吴觉农等人起身反驳，但其《茶树原地考》更多谈的是饮茶史，而非植物学意义上的起源史。但他的爱国热情感染了许多人，正因为他，才有了后来无数前往云南寻找古茶树的继承者。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在云南西双版纳境内发现的巴达古茶树和南糯山古茶树，在红河金平发现的金平大茶树和在普洱发现的邦崴大茶树，都被证实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茶树。陈兴琰.茶树原产地——云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其后云南多次宣布发现上千年的古茶树，但没有获得广泛认可。一个主要原因是测量茶树年龄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没有人拿得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另一个原因是在地下考古中尚无古代茶树花粉的发现。处在中、印两个大国之间的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都有古茶树资源，他们至今保持沉默，是我们视而不见，还是这又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同时，还有更古老的茶树资源没有被整理出来。寻找古老茶树这项使命，自罗伯特·布鲁斯以来，从来没有中断过。
当年为查尔顿作证的云南人，也许没有想到百年之后，他们的故乡会如此地纠结。
欧洲一幅现存最早的茶叶版画，也把与茶叶有关的故事引向云南。
1667年，在意大利罗马，梵蒂冈博物馆的创建人、罗马天主教廷的首席博物学家阿塔纳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o)出版了中国百科全书——《中国图说》此书有中文版，2010年由大象出版社出版。。其中有一幅精美的版画，刻画的正是云南特有的大叶种茶树，下面介绍文字为“cha”。一个从未踏足中国的人，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中国知识呢？当然是来自西方书籍中的各种介绍，但其最重要的蓝本，是波兰人卜弥格(Michel Boym)于1656年在奥地利出版的《中国植物志》。
卜弥格是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是第一个将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文化成果介绍给西方的欧洲人。明代以来，中国茶、瓷、丝对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怀着拜访与传教心态的卜弥格没有想到当他经过三年航行，于1645年抵达中国时，正赶上华夏帝国新一轮的改朝换代。这一年，刚好是李自成与史可法身死，大顺和大明政权灭亡。来到华夏的卜弥格在战乱中几经流转，政权的频繁更替使他的大明签证无法带他深入到华夏内陆，只能在海南一带活动，最后不得已重返罗马。
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卜弥格抵暹罗。此时大清政权已基本稳固，永历小朝廷被清军赶到了云南边境的腾冲。于是卜弥格只能徘徊于腾冲一带，而无法深入到传统中原地区，这导致他的《中国植物志》记录的范围只能是海南、广西和云南一带。在《中国植物志》里，卜弥格记录了云南大量的珍稀动植物，云南茶的概念能够出现在西方视野，就与这本书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