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道光对安集延的贸易制裁
欲禁安集延交通之弊，必先禁外夷所用之茶。——道光即便是道光帝，也不只是对英国人采用大黄与茶叶贸易制裁。
早在1827年(道光七年)，为了平定张格尔在新疆的叛乱，让其跟随者主动交出首恶，道光帝也采用了贸易制裁手段。他下旨说：“请断绝各外夷贸易，并严禁大黄茶叶出卡，该夷等或可将张逆捦献。亟须严防各处卡伦，及开齐小路，以免偷漏等语。大黄、茶叶，系该夷必需之物，果能严行禁绝，俾外夷无以资生，藉捦献张格尔，为求通贸易地步。”《清实录·宣宗成皇帝实录》卷130，道光七年，庚午条。
晚清时代的中国北方茶马古道张格尔叛乱，是乾隆1759年平定新疆大小和卓之乱后遗留的历史问题。大和卓波罗尼都之子萨木萨克当年逃到了浩罕，因为大小和卓一直与浩罕的伯克伯克，突厥语，首领、管理者之意。额尔德尼关系良好，所以萨木萨克便在浩罕居住下来，而额尔德尼又表示要内附大清，乾隆也没有追究漏网之鱼。
浩罕完全依赖与新疆的贸易存活，次年额尔德尼便派出使团入京朝觐，其后的继任者也一直对大清比较恭顺。萨木萨克死后，他的两个儿子玉素普、张格尔和两个孙子倭里罕、布素鲁克不安分起来，他们在等待一个机会，准备杀回新疆。
恰好浩罕新伯克爱玛尔也是一个野心膨胀之辈，他1811年即位后，自称“汗”，头戴王冠，时常演奏成吉思汗、帖木儿时代的乐曲，梦想着创立又一个铁骑帝国。1820年，在爱玛尔的支持下，张格尔返回新疆，策划叛乱。1822年爱玛尔死后，他的儿子迈买底里即位。迈买底里野心极大，很快就与张格尔结成联盟，张格尔答应他，只要打下新疆，便把喀城让给他。
1826年，张格尔率浩罕、布鲁特士兵500余人，窜回喀什噶尔(今喀什)附近，以拜祭其祖先玛杂(坟墓)为名，利用南疆各族人民的反清情绪，集众万余人发动叛乱。先后攻占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等城，自称赛义德·张格尔苏丹。张格尔占领喀什噶尔之后，英国派出间谍20余人充当顾问，训练军队，提供援助。清政府命伊犁将军长龄调集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四川清军3万余人，会师阿克苏，组织全面进攻，相继收复喀什噶尔等城。1827年，张格尔率领500骑兵来袭，中途发觉中计而反向奔逃。清将杨芳与伊萨克等人急驰追赶一昼夜，张格尔逃至喀尔铁盖山，仅剩30余骑，遂弃马登山，遭杨芳副将胡超、段永福伏击生擒，解押至北京处死。
长城南口关隘，版画，刊印于《伦敦新闻报》张格尔虽然死了，但浩罕对新疆的骚扰没有停止。迈买底里甚至把张格尔的哥哥玉素普也唆使到反叛阵营中。
在战事僵持不下的情况下，1828年，道光决定对浩罕进行贸易制裁，他听说安集延每年从内地走私茶叶有十余万至二三十余万斤之多，便下令关卡，严查走私，层层问责。“欲禁安集延交通之弊，必先禁外夷所用之茶。”之后从都统、总督到巡逻兵、商人，全部被纳入问责人员名单。无论南商北商，均属便于稽查。其未定官商以前，商民所贩之茶叶大黄，著于经过乌鲁木齐时，由该都统发给印票，注明名色斤数，以便查察。并于紧要隘口，派委官兵验明，与票相符，方准放行。稍有夹带杂茶细茶，即照私贩究办。倘该官兵等有勒索贿，及隐匿偷漏情弊，查出一并严惩。
并著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派员在所属之奎屯地方，设卡严密稽查。逐起备文报明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城，及贩至伊犁，由该大臣等派委官兵，在塔尔奇第一台站，复行稽查。已到之后，责成抚民同知，设立循环簿，按月汇数详报。并著知照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等，一体办理。至伊犁境内各卡伦，每于哈萨克贸易事毕，派协领等员稽查，叠加并无私贩茶叶大黄出卡甘结。如有偷漏私贩。将出结加结之员严参惩办，以除安集延交通之弊。《清实录·宣宗成皇帝实录》卷139，道光八年，丙寅条。这项严厉的禁茶政策与后来周顼提出的茶叶政策有类似之处。道光只是因为邓廷桢等人的一次反对就放弃了周顼的计划显然说不通，平定张格尔表现出了道光很出色的一面。问题到底在哪里？其实道光年间，海禁已经成为不可能实现的事实。一方面，大海四通八达；另一方面，还不是所谓的军务松弛的问题，而是沿海贸易的利益把人心带坏了，外商不靠贿赂能买到好的茶叶么？鸦片走私，大部分也是靠那些“人心坏了”的中国人推动的。
外国鸦片由上海入口在清廷的层层稽查之下，“安集延因不能私贩，无利可谋，大半自愿出卡，归部落。所有寄居伊犁之安集延。内有愿归该部落者，给予路票，分起解送”。一年后，西北两路“私贩之源已绝，而安集延交结偷漏之弊亦除”。但凡发现内地居民私贩茶叶，都在没收其财产后，充军烟瘴之地。而外夷居住不满十年者则要被编入回籍，就地种地。
贸易制裁5年后，考虑到新疆的稳定与民族团结，道光十二年，清廷在安集延恢复了茶叶、大黄等物的弛禁政策。但当年主导茶叶、大黄双禁的钦差那彦成却成了替罪羊，被撤职查办。种种迹象表明，道光并不是一个有自己想法且意志坚定的人，这从后来他对严禁鸦片的林则徐等人的态度上亦可看出。
当英国人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帜，力图撕开中国市场时，他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
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里说：“中国国土广大，具有多种不同气候，在必需品上——虽然不是在奢侈品上——可以自给，因此中国政府绝不重视对外贸易，认为可以随意限制对买贸易。与外国人交易，也有一些中国人发财。但中国政府教育人民的时候，却说允许外国人通商并不是为互利，而只是由于外国人需要中国产品。这样是符合中国传统道德所教导的人道主义的。”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M］.叶笃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24.在另一个层面上，斯当东分析，可替代的产品太多，比如中国没有胡椒，但是却有胡椒的代替物，再如用苦瓜代替胡瓜……中国不需要外国的物质，但英国人却要中国的茶叶，到了离不开的地步。
另一位长期居住中国的英国人赫德也说：“中国既不需要出口，他们可以没有对外交往而安然独处。中国有肥沃的土壤，能生产各种各样供食用的作物，中国的气候适宜各种果树的生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把农业——提供衣食所需的产业，放在一切行业之上，中国不仅有这些，还有更多。”赫德.这些从秦国来［M］.叶凤美，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25.他认为英国人企图通过鸦片战争来打开中国市场，可是60年来是失败的，因为英国人不了解中国到底需要什么。“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丝绸和皮革。”中国人自己之间的贸易就能构成庞大的、买卖两旺的市场。
近代中国并非都处于被动贸易的状态，因为有以茶、瓷、丝为主体的华夏贸易及朝贡贸易存在，在明代就形成了独特的贸易圈，中国在贸易中完全可以掌握主动权。
但随着茶在印度的广泛种植，日本茶在国际市场抬头，并最后返销中国的时候，中国丧失了贸易以及茶叶的话语权，彻底沦为看客，影响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