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1年，乾隆下令粤海关全面禁止俄罗斯毛皮进口：“朕闻外洋夷地与俄罗斯相连，近年俄罗斯因未通贸易，北边一带稽查严紧，私将海龙、黑狐等项皮张货物，由洋船贩至广东售卖，恐该关税课充盈，或由于此，俄罗斯需用内地大黄、茶叶等物，刻不可离。若私贩皮货至粤，自必易换该国必需之物，透漏出洋，是名为闭关，仍不能全行禁绝。”《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367，乾隆五十六年，乙巳条。
俄罗斯皮货贸易恰克图市场被关闭后，粤海关就成为俄罗斯与华贸易的唯一通道。乾隆仅仅凭借一份海关报告就能看到问题所在，充分说明了开通唯一进出口通道的好处。
关闭恰克图市场，俄罗斯的支柱产业——毛皮产业受到重创，又因为得不到茶叶，西伯利亚出现乞讨之人，三次闭关差点让俄国人与中国人打起来。但1788年，他们还是罢免了袒护肇事者的总督，1789年处理了枪杀中国人的卡伦巡兵案，1791年，他们低头认错，要求开市。乾隆也卖了个人情，1792年，恰克图市场重新开放。
尚在1770年，乾隆谈到缅甸与俄罗斯的区别时，他说，“缅匪情形，本与俄罗斯不同。……若缅匪与畜类虫蚁无异，茹饮秽恶，回与人殊。并非急需内地之物。即向来交易，彼亦无大利可图，且其境与洋通，诸货尚可购之海舶。虽不通商。实不足以制其死命。”
在尼泊尔入侵西藏后，乾隆也提出限制对其输出酥油、盐巴。
乾隆的贸易制裁政策，其实是从解缙的思想发展而来，只不过前者是收，后者是扩而已。要制人于命，也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要自己能控制(提供)他人需要的物资(茶叶、大黄)；二是要有可以控制的渠道。
于大清而言，陆路尚可严加控制，但控制海路却显得力不从心，海路呈现更为复杂的特点。从乾隆关闭宁波海关也可以看出这一问题。
从顺治到康熙，大清有两次影响巨大的禁海政策，第一次是为了防范盘踞台湾的郑成功，第二次则是担忧沿海居民和海外华侨交往带来不测变化。朱雍在《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乾隆时期的中英关系》里分析说，乾隆实行海禁政策的原因其实与康熙的担忧有相似性，乾隆关闭宁波海关的动因，恰恰是担忧宁波会造就又一个澳门出来。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乾隆时期的中英关系［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
当时浙江提督武进升汇报说，前来求通商的英国人，不仅有汉语流利的洪仁辉，还有广东籍的中国人，最关键的是还有40名没有发辫的澳门小厮。这40名小厮引起了乾隆的警觉，他要求两广总督杨应琚详查此事。据杨回报，澳门是民番杂处之区，内地居住澳门的人，大凡都是生意人，没有剃发之事，跟随英国人到宁波的那些小厮，实则是番人。大清对澳门失控，要是再出现一个澳门，势必带来更坏的影响。
1756年8月4日，乾隆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要是来宁波的外商多了，宁波又会成为一个市集。他对闽浙总督喀尔吉善说：“在国家绥远通商，宁波原与澳门无疑，但于此复多一市场，恐积久留居内地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1757年2月25日，乾隆帝给喀尔吉善的上谕里写道：“浙省宁波虽有海关，与广省迥异。且浙民习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若不立法杜绝，恐将来到浙者众，宁波又成一洋船市集之所。内地海疆紧要。”乾隆给两广总督杨应琚的上谕又在重复：“近年，奸牙勾串渔利，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将来番舶云集，留住日久，将又成一粤省之澳门矣。于海疆重地、民风土俗均有关系。”乾隆于1757年下令关闭宁波口岸，说要保证广东口岸利益，不见得是真心话。因为贸易所创造的利益，并非天朝所看重，否则何来“闭关锁国”的政策？闭关之后，才有1758年的英国使团访华。
1841年1月，浙江巡抚刘韵珂给道光的建议中，谈及开放宁波的坏处，他担心败坏民风的思路与乾隆大致相同。
对俄罗斯的控制正是陆路与海路双轨进行，在陆路闭关不成后，乾隆关闭海路最终导致俄罗斯就范，达到了贸易制裁的目的。尽管其中有俄罗斯皮毛的作用，但对大清而言，这无非是再次强化了茶叶、大黄可以制夷的观念。
这段历史会让人联想到之后的鸦片贸易牵扯出来的茶叶问题，只是时过境迁，大清再不是那个盛气凌人的大清。当晚清再次重提以茶黄制夷的时候，尽管也采取了封关禁烟的政策，但等待他们却是船坚炮利的英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