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南与华东地区的裸体主义实践结束之后，裸体主义的实践在中国公众的视野中便销声匿迹了，但并不等于其实践的完全缺失。在一些特定的地区，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种彻底排斥性、身体等话语的极端政治气氛下，裸体的实践仍然存在，比如一些具有较强民俗色彩的裸体。
对裸体的排斥，来源于对性的极端排斥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下，裸体被与性联系在一起，性被污名化，裸体也便被污名化了。而到了20世纪末，裸体多次成为中国大陆社会的公共话题，挑战人们既有的价值观。比如1987年11月，《裸体艺术论》的出版；1988年12月，北京《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开幕，18天中，约有22万人参观；以及《画魂》《红樱桃》《红河谷》等影片中的裸体镜头；2004年前后汤加丽多部人体写真集的出版，2011年初“人大裸模”苏紫紫事件，等等。这些都将裸体一次次提到公众的视野中。针对裸体的去污名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我们不能忽视这些事件的出现。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公共裸体事件的活跃，比如公共裸体摄影、裸体的行为艺术、裸体表演，甚至包括私人在公共场所的“裸奔”，等等。关于公共裸体与裸体主义的区别，我们已经在第一章进行过讨论。虽然二者有很大不同，但公共裸体的活跃，提供了一个关于自由使用身体的社会舆论，有助于人们对“裸”脱敏，对相对“不张扬”的裸体主义更加包容。
媒体报道过的一些重要的公共裸体事件，比如：2001年5月17日，女画家何成瑶在长城即兴脱掉上衣，创作行为艺术作品《开放的长城》；2003年9月20日、21日，重庆人体模特大赛决赛，参赛选手全裸上阵；2003年11月，《民工同志》当代艺术展在北京展出，作品由200多名赤裸上身的民工组成；2005年4月，41名艺术系大学生在成都郊区的一处草坪上露天全裸，用身体组成电子邮件符号“@”；2006年5月14日，国际裸体日当天，在北京与河北交界的潮白河边，5位画家村的艺术家和一位大学生先后裸体爬上河边一座沙山的峰顶，他们高举双臂，大喊：“享受阳光！”；2006年9月，常州技术师范学院艺术设计系副教授莫小新在“人体艺术与人性意识教育”教学研讨会上脱光衣服现场向学生讲解；2006年9月30日，诗人苏非舒在一次诗会上裸体朗诵，被主办方叫停……此外，还有一些影响很大但最终失败的公共裸体事件，比如2004年9月，武夷山“千人裸体摄影周”，事先声势非常大，而最终无一人裸体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