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此类媒体喜欢利用社会学与精神病学等学术背景来装饰自己，却往往不得要领。性建议专栏撰稿人通过采访社会学学者或是精神科医生来给自己的材料披上科学权威的外衣，他们尤其喜欢采访临床医师而非做学术研究的人。因为医师们接触的都是患病者，他们的视野往往会专注于性象中的各种“问题”。
媒体性学专家与性建议专栏作家的界线常常是模糊的。在谈性网站越来越多的互联网，这条界线尤其模糊。互联网上的此类网站多数旨在提供娱乐，并非宣传教育，而且人们很难确定它们的可信度。评估一个网站是否具有教育价值的一个可行方法是去核实它的支持机构。美国心理学会（http：//www.apa.org）以及美国性信息与性教育联合会（http：//www.siecus.org）这样的著名机构都在其网站上提供了可靠的信息以及其他可靠站点的链接。
数据的运用和滥用
为了增强自身的权威性，媒体还会结合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数据的引用。但是，正如苏珊·法吕迪（Susan Faludi）指出的那样：
通俗文化中最着重推广的数据正是我们最需要谨慎对待的数据。这些数据能被广泛接受或许不是因为它们真实可信，而是因为它们为人们从媒体那里获得的成见提供了支持。
此外还存在这种情况：在媒体报道某个研究成果后，后续的研究却发现了与该成果矛盾的地方。后续研究推翻先前得出的结论，这种现象相当普遍，在医学研究中尤其如此（Tanner，2005）。一项针对1990年至2003年间发表在三种权威医学杂志中的重要研究成果的调查显示，其中的1/3现在已经站不住脚（Ionannidis，2005）。当然，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行为研究领域。举例而言，关于大脑结构、基因、性倾向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的研究曾经在媒体上频频刊载，多数报道夸大了这项发现的可靠性，从而导致人们把男性成为同性恋的原因单一地归结于生物学原因，而排除了社会环境影响的可能。性倾向是先天形成还是后天养成的，这个问题尚处于性学界研究与争论的阶段，结论怎样还很难说。另一个媒体会以确凿无疑的口气报道的话题，是饮酒会导致高风险性行为的发生。但是，研究发现在青年人群中，酒精的使用与发生高风险性行为的关系非常复杂，相关的研究还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另一种解释认为，也许很大一部分年轻人比起其他年轻人来说，在多方面（如吸烟、吸毒、饮酒、驾驶以及性爱）都会更冒险。这就是说，人追求强烈刺激感的行为牵涉多种方式，单一的饮酒并不导致高风险性行为；饮酒和高风险性行为这两样，都只是整个冒险行为模式的一部分（Coleman，2001；Coleman & Cater，2005；Zuckman，1994）。此外，服用雌激素药品曾被认为可以帮助更年期妇女预防心脏病，许多流行的女性杂志都曾报道过这个消息。但后来由美国妇女健康计划（Women’s Health Initiative）开展的研究发现，服用只含雌激素的激素药品并没有预防心脏病的效果（Hsia et al.，2006；Rubin，2006）。有关于此，我们将在第13章再次提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