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政治家、军事天才阿里斯提德现实中就过着托马斯·阿·坎贝所说的那种隐居避世的生活。他不和其他政客建立友谊，这样他就不会因为在得不到朋友帮助时受到伤害。“阿里斯提德只靠自己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写道，因为“他看到了朋友拥有煽动你做大量错事的力量，所以他要避免这样事情的发生”。这为阿里斯提德赢得了声誉，他代表了公平公正，但是他超然的公正也给他带来了某些麻烦：人们质疑他过于无私的名声，雅典市民投票把他驱逐出了雅典城。要是他能够结交一群忠诚的朋友，获得这些人的支持，他就不会被驱逐出城了。
如果不想避世隐居，我们与别人必然会有许多的联系。如果这些关系不是敷衍了事，不是泛泛之交，伴随每一种关系而来的就是期待和义务，它们和其他事物一同定义我们是谁。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把一个人可能拥有的每组忠诚称为“社会自我”，他得出结论，一个人“会有许多个不同的社会自我，因为有各种不同群体的人以及他们的观点、看法需要他去关心”。虽然每一个社会自我都有它自己定义的信念，但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其中一个就会扼住另一个的喉咙。
这个问题对于那些背井离乡的人和移民海外的人来说尤其严重，因为他们要么有着双重身份，要么彻底地与原来的国家分开了。如果一个爱尔兰裔美国人力图促成美国实施有利于爱尔兰的政策，他是在为谁的最大利益而行动？亚美尼亚裔美国人希望美国不要和土耳其建立友好关系，如果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不彻底清算对亚美尼亚的种族灭绝行为的话。古巴裔美国人期待华盛顿能够继续支持卡斯特罗。印度裔美国人游说当权者拒绝巴基斯坦人，而在美国的巴基斯坦人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拒绝印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