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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检举人的调查了解，由我和黎彩英暗中偷偷进行，她的基本资料很快就被我们掌握了，她的姓名叫任宜，职业是牙科医生，年龄四十三岁，出身中农，查这个简单，可是查到她的婚姻状况时，标明的是离异。哦，我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了，这话黎彩英几乎是脱口而出。我赶紧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女人肯定是教务主任的前妻，黎彩英板上钉钉地说。我问她根据是什么。她掷地有声地说，我的根据就是我的直觉。我真想向她脱帽致敬了，她做什么都凭直觉，仿佛直觉能当饭吃似的，我冲她作作揖说，求求你，来点儿真凭实据，把你的直觉先放一放。
事实胜于雄辩，不信，就走着瞧，她说。
我跟你打赌，要是她是教务主任的前妻，我就一道上都给你背着行李，我说。
就这么说定了，她说。调查的结果，居然证明她的判断没错，检举人在二十二岁时跟教务主任结婚，三十三岁时因感情不和而离婚。黎彩英瞄我一眼，怎么样，认输了吧。认输就认输，不就是多背一个铺盖卷吗！确定了检举人的真实身份，就可以毫不犹豫地判定检举人的行为不再是出于公心，有打击报复之嫌。我们很想透过那个检举人白净的面容看到她背后的丑恶嘴脸，于是，一天下午，就去她家找她，当然我们要背着江晓彤了，因为在他眼里，这个女人简直就是个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典范，还想给她单位造反派写一封表扬信呢。
尤反修也要跟我们去，黎彩英叮嘱她说，去可以，但是少多嘴。尤反修满口答应了。那个女人见敲门的是我们，便满脸堆笑地把我们让进屋，又沏茶又倒水，还一个劲儿问教务主任招了没有，要不招的话，你们就给他剃个大秃瓢游街，教务主任这人最护头了，每次剃头他都嘀咕。
不管怎样，你们也曾经是夫妻，不是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吗？你怎么忍心把他往火坑里推，往死里整？本来是圆脸庞黎彩英，这时候，把脸拉得老长老长。
我是大义灭亲，那个检举人说，她没想到这几个北京来的红卫兵竟然谴责她，不禁有点儿慌。
你就别再往自己脸上涂脂抹粉了，黎彩英说。
难道检举坏人也有错吗？那个女人还在狡辩。
你是居心叵测，公报私仇，黎彩英一针见血地指出。经过我们再三质询，她才不得不说出实话来：原来，她跟教务主任因为吵架拌嘴，一时冲动，就离了婚，事后又很快后悔了，她以为教务主任跟她一样，冷静下来会来找她，服个软，再重归于好，破镜重圆，结果，没想到，不久，教务主任竟跟一个小他十岁的丫头片子结婚了，还生了个胖小子，这让她恨得牙根痒痒，发誓一定要报这个仇，给教务主任一个厉害瞧瞧。
所以，你才落井下石？黎彩英说。
我难受，也让他舒坦不了，那个女人说。
总听人说爱情是纯洁的，婚姻是神圣的，想不到竟是这么龌龊，我们几个走出检举人的家，一道上，黎彩英都是愤愤不平，嘴里一直唠叨个没完。
尤反修是个书呆子，头脑简单，对黎彩英说，既然爱情靠不住，将来我们不嫁人就是了，愁什么愁。黎彩英马上说，对，我们不嫁人，活得更逍遥自在。我始终耷拉着脑袋，一言不发，只是一味地胡思乱想。记得，秀园有一天考问我，问我世上最亲的人是谁，我说是父母，秀园说不对，我又说是兄弟姐妹，秀园还说不对，最后我说是革命同志，秀园仍说不对，我理屈词穷了，叫秀园自己说，她说是两口子，两口子一个锅里吃，一个炕头睡，还一起生孩子。假如我现在再碰见秀园，我一定要问她，世上最有仇的人是谁，我告诉她的结论是，既不是冤家，也不是对头，而是两口子。两口子是最有仇的冤家对头。秀园对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准伤心，她一直向往马克思和海伦那样惊心动魄的爱情。回到住地，江晓彤问我们跑哪儿去了，找我们半天了。我说陪黎彩英她们上街买生活必需品去了。江晓彤也没深究，把我叫到僻静地方，跟我商量，要不要转移阵地，这里毕竟是个小地方，没有我们的用武之地。我问他计划去哪儿，他思忖了一下说，我们去革命圣地延安怎么样。我举双手赞成，太好了，宝塔山，延水河，那是我们日夜向往的地方。再去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都欢欣鼓舞，唯有杨东升投反对票，说那个教务主任只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却没有揭发他的同伙，如果再添点儿柴火，也许他就反戈一击了。江晓彤没答理他，他有他的小算盘，我们好几张嘴，在人家这里吃好几顿了，光给人家添麻烦，不落忍。再说，总滞留在这么个小地方，他也不甘心，我们出来就是要经风雨见世面来的，无限风光在险峰，往前走，还有更多的精彩等待着我们呢。结果，杨东升的反面意见如同蚍蜉撼树，一点儿作用也没起，大家整理行囊准备再次踏上新的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