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车一位壮妇给我几粒仁丹，噙在嘴里，头晕稍减。到桥梁厂，下车。幸好这一天的活路不重，尚能支持，虽然头重脚飘，背脊寒颤，常打喷嚏。上午抬的都是短型的电线杆，较轻。下午两组轮换抬一根长型的电线杆，也还可以。中午照例借农家的锅灶，付农家的柴钱，由三位壮妇下厨，煮洋芋面皮稀饭两大锅，随大家舀。抬工们饿极了，也不择席，三三五五蹲在遍地鸡屎鹅粪的农家院子里，吃得霍霍有声，笑语喧哗。有那些带了辣豆瓣酱来的，带了泡酸菜来的，带了腊肉来的，大家就一窝蜂拥上去吃。闷恹恹的我只吃了半碗，便在院角的竹篱边坐下，看杨季火一碗又一碗地埋头大嚼，吃得好香。他的门齿因打架被撞落，致使狗窦大开，有利于喝稀饭。他的身边放了半瓶酒，不时地拿起来灌两口，满意地舒一口长气，接着又喝稀饭。他的胖脸和肥胸被汗水浸出了油光闪闪的橄榄色。他吃一会松一松裤腰带，旁若无人。
“你吃几碗了？”我问。
他不应声，张开拇指和食指，比了个八。想是半醉了吧，他一边灌酒一边谈起旧事来。我这才知道，年轻时他在广汉机场给美国兵当过炊事员，也是见过大世面来的。使我惊奇的是他说五十年代初他在《川西日报》食堂又当过炊事员。难怪有些面熟，我早就见过他！“我们那位家门社长对我很好！”他说。我知道他指的是社长杨效农，一位很有学识的老干部。我曾经是杨社长的下级的下级，在五十年代初期。如今我面对着杨季火，忽然怀起旧来，好像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一般，暗自感伤不已。问杨季火为什么后来又离开了报社食堂，他不肯回答我，吞吞吐吐，面有愧色。三年以后“清理阶级队伍”他被揪了出来，我才知道他有过小小的贪污劣迹。他在会上认罪交代，一开口就惹人哂笑：“我不说大家都晓得，我这个人从小就是无产阶级……”文革结束以后又过了好几年，砖瓦厂的莽汉杨季火死于酗酒伤肝。愿他夜台常有冥钱买醉，呜呼！
抬工们吃完午饭，纷纷到竹林间去小睡。我独自坐在院角的竹篱下望着青翠的田野发呆，看见几条田埂上走着三三两两的农民，手提木凳和竹椅，各自回家去。一位老农走向我们所在的这一座院子，想是这儿的主人吧。一位农妇站在门前问他：“今天队上又开什么会哟？”
“廖馍馍不咸挨了秤砣。”那位老农说笑话作回答。
我懂，他说的是“廖沫沙吴晗还有邓拓”。连我们这里的乡下也在批“三家村”了，在“五一六”这一天。两天以后，邓拓自杀身死，做了文革的第一个冤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