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天刚亮我就醒了，急急忙忙吃了母亲为我煮的早饭，便往正在修建的钢锉厂跑去。在那里，我和别的抬工乱纷纷地踏着车轮爬上两辆货车，双臂撑着，翻跨入车厢内。人到齐后，两辆货车相继驰向青白江区的桥梁厂。货车厢内当然没有座位，抬工们都站着，彼此攀肩附背，一任簸来簸去，正好相撞取乐。一个爱说笑话的抬工忽然吼叫：“簸箕街到了！”惹得大家轰笑。簸箕街是成都市区一条热闹的大街，大家都熟悉的。一个烧窑工，小名熊二娃，其实已经是个老大爷了，他常常成为取笑的对象，被呼为“安禄山”。还有个砖瓦工，戴眼镜的，视力不佳，被谑呼为“珍宝岛”。他姓曾，说话很“宝”，走路常跌倒，故名。这一群快乐的抬工都属下层百姓，挺能吃苦耐劳。他们说起笑话来，无所顾忌，就是不肯议政。严酷的政治运动，闭塞的社会生活，粗俗的文化趣味，天长日久，养成他们怕官怕斗，知足常乐，休谈国事的人生态度。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一天，这平平常常的一天，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奇灾大祸已经宣布开始。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不久以后他们竟会突然发作政治疟疾，奉诏去“关心国家大事”，奉诏去“造反”，奉诏去砸烂这个和那个，去唱语录歌，去揪当官的，去成立“革命组织”，去参加“大辩论”，去“保卫毛主席”，去打人，去挨打，去被另一派打成“反革命”，去跪着“请罪”，去哭，去戴大红花“平反”，去“文攻武卫”，去“解放中江”，去上战场，去杀人，去被杀，去同“保皇狗”“大联合”，去“清理阶级队伍”，去被“清理”出来，去入“牛棚”，去批林彪，去批孔老二，去“反击右倾翻案风”，去评《水浒》兼骂所谓的投降派，去批邓……这些政治魔术，他们都想不到，在“五一六”的早晨。想不到未来的这一切，所以他们现在都很快乐，挤在车上簸来簸去，大讲笑话，不论荤素。每天二元一角，这在本镇该是最高的工资标准了，他们很满意。恐怕只有我一个人不快乐。我头晕，想呕吐。我昨夜失眠了，因为我家中出了使我忧伤的事情。
三天前，五月十三日，在我家中，大弟再次殴打十六岁的幺弟，居然操刀要砍。我跳出去挡住大弟，幸未发生流血事件。我回老家以来，当木匠的大弟一直认为是我这个“大右派”影响了他的前程，使他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所以恨我，一向不理睬我。幺弟对我很好，听我的话，夜夜还要我教他识别北天的星座，听我讲希腊神话中这些星座的故事。大弟骂幺弟“中了右派分子的毒”。幺弟不服，同他吵起来，他便大打出手。夜晚，本镇第三段居民委员会开会调解我家的纠纷。大弟常看报纸，了解近期风向，他坚信他自己和一个“大右派”划清界限，并帮助幺弟划清界限，乃是革命壮举，绝不会错。殊不知居委会的干部不看报，思想落后于形势，不但不表扬他，反而把他臭骂一顿，还要他写检讨，保证以后决不操刀。受了这番羞辱，大弟回到家中，愤然扬言：“我要斗争到底！”两天后他去木器家具社投诉于我的监督小组组长，一个绰号白脸鸡的木匠。白脸鸡的革命觉悟很高，鼓励大弟今后多多向他告密。我知悉了此事，所以忧伤失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