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在春末夏初，天气燠燥。赵镇去城厢镇十五公里，沿途丘陵，多上坡路。眼看夕阳西昃，赶路心切，走得我直喘气，内衣汗湿。想古人得意于“富贵而归故乡”，我乃戴着右派帽子，被押送回原籍，一副狼狈相，心情自不免栖栖皇皇，忧虑着后半生茫茫的命运，任他沿途青山绿水，也无兴趣观赏了。但又不愿意露出可怜状，招卢德银目笑，并带回省文联去传播，有损鄙人形象，我便装出一副自我感觉良好的样子，笑嘻嘻的，仿佛这次是我在帮助他完成政治任务似的。同时又找一些正面的话题，反帝啦防修啦国际国内形势大好啦，同他攀谈，向他说教。要讲这一套漂亮的废话，老实说吧，我的油嘴开合自如，随便可以滔滔不绝，一点也不比别人逊色。“右派分子确实狡猾！”卢德银也许会这样想吧。其实我讲那些废话，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狼狈相而已。可悲的还是我！
疾步赶到城厢镇已是黄昏时候了。巍巍峨峨的朝阳门（东门）城楼和两翼城墙上仰啃天空的齿堞，历风雨数百年，今已荡然无存。好像一个人免了冠，褫了衣，城镇的外貌被毁了，内态暴露出来，显得丑陋。大东街仍然是那样的大东街，路面凸凹，房屋更破败了。我幼时求学的那一家金渊小学，黑漆龙门，石砌台阶，怎么毫无刷新，完整保留着昔年的记忆。停步望之，既亲切又感伤，仿佛看见顽童的我背着书包从里面跑出来。再向前走，是那一家金堂县立中学，我也读过，仿罗马教堂式的大门雄壮高矗，还是民国十九年驻军旅长杨秀春督修的旧物。中学对面，那是金刚公园，已成废苑荒池，远望唯见竹树人家而已。再向前走，大东街转向上北街，但见关门闭户，市井萧条。本镇尚吃，饭馆生意不错。街上行人匆匆，想是劳动下班回家去的。我很高兴，行人没有一个认得我的。这里虽曰我的故乡，我却是在成都出生的，四岁那年才随父母迁回这里，十六岁初中毕业后又独自离家去成都上高中，每年只是假期回家短住，解放后又一直在成都工作。三十五岁的我仅在故乡生活了十二年，所以这里认得我的人很少。再向前走，一路问去，在上北街找到了要找的镇政府即镇人民委员会--这块白底黑字招牌不久以后将被造反铁拳砸碎，而用所谓的镇革命委员会的那块黄底红字招牌取代之，从而带来一场空前浩劫，败坏党国，残害民众，流恶深远。不过此时大家都还蒙在鼓里，谁也想不到惨变之将至。走入镇政府大门，庭院寂寂无声，不见人来人往，可知政简风清，一切尚未乱套，唯有正面厢房壁上怵目惊心四个大字“闻风而动”预示着中国非大乱不可。
几个工作人员下班，从院内走出来，一边走一边交谈着。其中一个女的，怯生生地一惊，停步小声唤我：“九哥，回来了吗？”原来是我的堂妹余勋锦，她在镇上当会计。我说要找镇长，她旁边的一个瘦高个子，眼睛鼓鼓的，显得很干练，看看卢德银，又看看我，说：“唔，你们来了。”便引我们到院内的办公室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