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回望流年

六十年前,我三岁,住在成都市北打金街良医巷(晾衣巷)。一日悄悄溜出大门,跑到巷口,呆看街边挑着担子卖糖果的,舔手指,流唾液,不知不觉跟着糖果担子往前走,愈走愈远,涎而忘返,害得家中母亲惊惶,领人四处追寻,跑遍十几条街巷,以为我长相乖,被拐子偷走了。最后,谢天谢地,终于在东大街找到我,还在呆看着糖果担子,舔手指,流唾液。

五十年前,我十三岁,住在金堂县城槐树街,读初中一年级。春季同本班同学由教师领队去广汉县三水镇修筑飞机场半个月,喜见盟军B29重型轰炸机雁序蓝天,远炸日寇东京去也。秋季突闻国军血战衡阳,牺牲惨痛,不得不大撤退,致使日寇追到贵州独山,陪都重庆震动。虽人儿小我亦深切感受亡国灭种之威胁,遂读文天祥《正气歌》而很快能背诵。

四十年前,我二十三岁,住在成都市布后街省文联,做《四川群众》月刊编辑。写些短篇小说,读契诃夫,读马克·吐温,读莫泊桑,唱苏联歌曲,看苏联电影,崇拜斯大林,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到新繁县禾登乡新民社“深入生活”,赞美农业集体化,协助基层强迫农民卖粮食给国家,梦见共产主义明天,要好“左”有好左。

三十年前,我三十三岁,住在成都市北郊省文联农场。戴右派铁帽子已有八年,恶名远播,人避我如瘟疫,我避人如芒刺。昼则炊饭养猪,按季节种油菜植棉花,夜则深钻《说文解字》兼读天文学的初级著作。闲适便抄《声律启蒙》自娱,观星辰,伴猫狗。看报刊而惊心,逢棍棒而丧胆,畏闻“五类分子”之提法,怕见四清运动之批斗。犹记农场场长赠我良言有云:“不要读你那些古书,争取早日摘帽要紧!人一辈子有几个三十三啊!”

二十年前,我四十三岁,押回故乡金堂县城拉锯钉箱已有九年。家抄了又抄,人跪了又跪,做不完的无偿劳役,写不尽的有罪自谴。想起昔年农场,好像梦回天堂;落到今日绝境,便是身陷地狱。

十年前,我五十三岁,回到省文联《星星》编辑部做反右派运动前我做过的那个工作,已有五年。得了奖,出了国,张了脸,翘了尾,说些捧场话,写些帮腔诗。拼命积极,改革就像是我家事务;抱病工作,胃病似乎是他人溃疡。著文随抛新名词,发言乱骂老棍子。可笑可笑,该挨该挨。

今年,我六十三岁,住在省作协宿舍楼。身衰杞柳,诗散云烟。壮志已全消,往事眼前过电影;痴心将半冷,旧交头上起霜花。淡淡的悲伤,淡淡的惆怅,演《南华经》成现代版,仿东方朔著Y先生。提篮去买菜,写字来卖钱。

每一个前十年都想不到后十年我会演变成何等模样,可知人生无常,没有什么规律,没有什么必然。或富或贫或贵或贱,或左或右或高或低,无非环境造就,皆是时势促成。

所以我要劝人:你可以自得,但不应自傲;你可以自守,但不应自卑;你可以自爱,但不应自恋;你可以自伤,但不应自弃。

甲戌年清明节在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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