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所信奉的“开卷有益”不同，止庵抱定了非好书不读的宗旨，甚至因此而“悔其少读”，比如当年读过的苏联文学，包括《叶尔绍夫兄弟》和《州委书记》。其实还应该有一部《多雪的冬天》，他大概忘了列举。他之所以后悔，是因为“当时颇为书里描写的英雄和标举的理想所鼓舞，自然认同其宣扬的意识形态了”。这样理解，不无深刻的一面，但若深究起来，不光有事后诸葛之嫌，而且缺乏历史眼光。这批作品在苏联的历史作用我不是太清楚，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无疑起到一种借助钟馗打鬼的功效。批评本朝本府被视为禁忌，揭露一点前苏维埃的现实与此种制度下的无奈，恰恰起到了启蒙的作用，为后来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应该说是功不可没，又何必悔读呢？当然，今天的读者和评家，一般都不会再去认真研读这些作品，除非是从我上述的历史角度来欣赏其特定的功能和作用。
大约也正是由于缺乏上述历史感，才会在2010年爆发了止庵与黄裳之间的一场笔战。按说这是一场不可思议的笔墨官司，因为在老一辈里像黄裳这样博览群书的人已是屈指可数，而我辈中能像止庵读过这么多书者亦是凤毛鳞爪。又都是推崇周树人、周作人兄弟文章的读书人，而且从写文章的范畴志趣以及喜好版本比较等作文风格来言，二位堪称同道，恰恰是两代人中最能代表和体现周作人文章风格的两位。怎么会刀笔相见、大水冲到了龙王庙呢？起因看起来是由于止庵崇拜周氏兄弟中的二先生胜于大先生所致，而根子却在于少了那么一点从历史角度看问题的全面与宽厚。以至于向黄裳先生泼墨，指斥其“思想很左”，“时代过去，局限仍在”，结果引发黄裳著文回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位遗世独立、坚持着一贯信念的“反‘左’遗少”的影子。不能不叹为现代奇观。至于不时发些牢骚、发表旧信时加上一句带刺的叹讽，则是小小手法的习惯性发作，不值一说。但小小“闲言语”，其中却藏着“杀机”！
看来同好之间也会不同趣，同为读书人，立场观点方法都有诸多不同。纵观黄裳先生一生作为读书人的历史，我倒是宁可高攀、愿做其同党的。撇开黄裳止庵之争不说，就是我与止庵之间，似也有许多同异值得辨析把玩。应该说，当我看到止庵如下文字时，我是心中认可的。他说，读书之道在于“不轻易接受别人的前提，也不轻易给别人规定前提”。“读书所得容与他人看法相似，写下来却要有点一己之见”，“文章自应讲究写法，至少也要做到文从字顺。是以读得多，写得少，在所难免”。他还说，“对我来说，读书好比与作者交谈；倘若论家有所评说，则又像是与他们商讨。别人能够说服我者甚多，偶尔不尽同意，我也不妨申说几句”。“凡此种种，可以说是我读书的最大乐趣所在，至于写作，究为余事”。这最后一点，倒是与我迥异。因为我读书的最大乐趣，并不在与作者或是评家争论，而完全在于能够从书中（尤其是字里行间、边边角角处）看出一些人物嘴脸、世态人情、时代变换、与历史的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