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说到文学风格及其传承，他承认“其实恐怕我是受契诃夫、屠格涅夫的影响，我总觉得写什么东西，写人或写什么东西，把这个地方风景或者插进去写。人是在这里活动呢，容易出影响出效果。所以这并不是我的长处，我只是从那方面得到点启发”。当然，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应该更多，他说“我欢喜读旧小说，我历来对一些唐人小说，短篇小说最钦佩。唐人小说这些都是几千字，《李娃传》，几千字，写那么好，《柳毅传书》、《列女传》，那也几千字，而且写得是那么荒唐的，也写得那么好”。
他曾经在1981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小说这个东西呀，你以各种方法都可以写，你都可以写得很逼真的。哪怕你没有死亡的经验，你写死亡，写得是非常俨然。因为什么？因为人他有一个共通性，痛苦有一个共通性”。这让我想起当代作家莫言的一篇讲话，他说在1984年曾有过一次座谈会，人们对军内年轻一代作家能否写好战争表示怀疑，因为没有亲历战争，他当时就抬杠说，怎么不行，没有听过枪声，难道还没有听见过爆竹响吗？当时许多人觉得他大言不惭，挺看不惯。正是憋了一股劲，为了证明自己，才写出了《红高粱》。这个例子与沈先生说的不谋而合、异曲同工，只是比沈先生的讲话还晚了整整三年。你说说看，到底谁更先进？
当时沈先生还说，“其实现在大家写得不满意，一写死亡就大哭大喊，没用”。“我就了解痛苦这个东西，不一定是大喊大叫。它可以以各种方式使你写得很真实的”，“我看到了有几个人要死的时候，你问问他，他笑一笑，你好像比他大哭大喊使你更加难过”。这些观察和结论，都是入木三分的深刻。
当然，沈先生是见过死亡的，见过许多死亡，曾经亲眼见过用刺刀捅死“五千人”（应该是五百人，整整一个营，此处明显系沈先生口误）。大约以沈先生这样的人生经历，后来人生中的一切坎坷也都见怪不怪了。
除去亲身经历外，沈先生看书很多很杂，他说,“大概看书看得杂一点是很必要的”，这点我也信奉，坚信开卷有益。此外，还要肯动脑筋，会思考。沈先生举过一个例子，说北京市委有个当书记的第二把手，“有个儿子，小小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时间长大的，十几岁就能看旧书，看庄子，看汉魏百家丛书。他提出了几个新问题，为什么历代的谈政治的建议什么的内容都差不多呢？这个提法很好了，证明他能看懂了。为什么，因为它封建社会嘛，要向皇帝进谏总是差不多了，就是好坏的问题：甲就说得好，乙就说得坏一点。其实它这社会就有一个共同的”。我不知道这位官二代后来有没有作为太子党而飞黄腾达，但沈先生所欣赏他的这点认识还是挺深刻的，至今仍不觉得过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