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何先生认为张爱玲对生活的识见和她本人所持的情操是有着问题的。这个问题就是格调，而张爱玲作品的致命伤也正在格调。进而何先生对某些人在现代文学史中将张爱玲无限的夸张异常反感，他认为那是因为那些评判人本身的格调水平所囿。如今何先生对张爱玲的评价是真正的卓尔不群了”。这才让我知道原来众多“张”论中还有如此高论，不失为一家之言。
接下来让我大跌眼镜的是，居然在一片张爱玲热中，有人郑重其事地要策划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乘机举办“张爱玲国际学术研讨会”。于是八十多岁的何满子先生，终于怒发冲冠为红颜，撰文急斥，认为“张爱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抗战胜利60周年时举行，很不合适。据说还写过一篇题为《这对狗男女》的文字，于是“堂堂皇皇的一个会，一个题目就冲了”。这一点不知是否属实，但至少在《“不以人废言”和“知人论世”》一文中他写道：“她嫁了汪精卫的宠儿，汪伪政权的宣传部长胡兰成。婚后成为大汉奸周佛海公馆的常客。日寇投降后，胡兰成被通缉，逃到浙江温州，张爱玲还赶了去。不料这逆贼已姘上了别家的姨太太同居了，被甩掉的张爱玲才绝望而归。一个女人的爱情追求，不要讲识见、志趣、人生选择么？”“这些都不是生活细节，而是顺逆、是非、美丑的大问题，在知人论世上是通不过的”。据林贤治后来回忆，说到张爱玲，何很愤慨，说：“人家也讲究知人论世，大节上的顺逆是非哪个名族都重视，绝不会像中国某些人这样向丧失大节的叛徒献玫瑰花而若无其事”。
在我看来，这里重要的还不是对具体文人作家的评价，而是对民族劣根性的洞察，以及揭露那种指鹿为马式的肉麻。我们恰有黑白不分、黑白颠倒之传统，哪怕黑白原本皆为色，也可以各有各的美。张爱玲的文才完全有资格开国际研讨会来研究，可为什么非要安排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旗帜下召开？哪怕是巧合，也是不应该有的疏忽。竟连文学史专家都能如此疏忽甚或昏庸，好在还有一个没死的老头儿有一点真实的记忆。我倒是真心希望哪天能有一个国际研讨会并在会上听到专家学者们对张爱玲文采与识人之间的巨大差异做出报告。
除去得罪“张”迷以外，何满子先生还得罪了大批倾倒于武侠小说的“金”迷，甚至还曾得罪迷恋过邓丽君歌喉的“邓”迷。这一系列的绝世“壮举”使他在晚年赢得了一顶“左派”的帽子，让这位曾经得过官方“右派”帽子的文人成为一个忽“右”忽“左”的人物。其实，纵观他的一生，他早就有过先“左”后“右”的记录。所以他自己总结说，是“世界在变，我没变”。经他这么一提醒，我忽然发现，与他有过相同类似境况的同辈人物也还真有一批，包括黄源，丁玲，陈辽，等。但和他们所不同的是，后者们的社会地位“左”“右”变迁的故事，大都只能让我感到可叹，可悲，可笑，而何满子先生的故事里却让我读出一份可爱与可敬。究其原因，还在于他对鲁迅精神的忠实把握。因而在所谓要孔子还是要鲁迅的似乎是伪问题的问题面前，他坦然回答说要鲁迅。所以在经历了三十年河东又河西的所谓“西风东渐”而今又“东风西进”的热闹盛世中，老先生幽默了一句：“现在都在办‘孔子学院’，我看办‘鲁迅学院’还差不多”。
2010年1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