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使神差，那天竟让我在哈佛燕京的书架上同时邂逅两本白先勇的《台北人》，一大一小，一厚一薄。我不假思索囫囵吞枣将两本都抱回家中，先小后大，逐一翻看，才明白版本之别。小的是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版，大的是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后者为《白先勇文集》之第二部，由于收录了欧阳子的评论集《王榭堂前的燕子》而陡然增厚一倍有余。既然有人已经写过一倍以上字数的评论，我再说什么都显然有些多余，何况评论者还是小说家的同窗，是得了“钦准”的结论性点评。我就权当是多余的废话，也不指望会传到作者的耳朵里去，或许这点无拘无束，反倒有助于说话不太离谱。
我有幸见过白先生一面，地点就在哈佛燕京，公共场合不容多话，只来得及向他求证一件事，当年的确是他将余秋雨的散文介绍给台湾读者。作为名将之后，他看上去有着让我吃惊的腼腆。谦虚有礼，儒雅随和。明亮透彻的眼眸，不罩一丝历史的沧桑。
这次重看白先生的小说，早都过了爱读小说的年龄，平时几乎已经没了看小说的兴致与闲情。率先闯入眼帘的是几篇依稀记得的故事名字：《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永远的尹雪艳》和《游园惊梦》，不过最后令我击掌莞尔的却是《冬夜》。
“台北的冬夜，经常是下着冷雨的。傍晚时分，一阵乍寒，雨，又淅淅沥沥开始落下来了。”开首两句，就有文体上的非凡不俗。单单一个“雨”字，破句的造诣十分了得。更何况，这两句的句式，用“的”和“了”做结尾，原本是文体上的大忌，竟然一点都没有妨碍句子的清新利落。
作为一篇短篇小说，其内容之丰富、涵盖之宽广、蕴意之深邃，皆堪称经典。通过一位旅美教授对台湾教授的私访，把世界风云、历史沧桑尽收于咫尺书斋：台籍教授的囊中羞涩，留洋教授访台时的风光，前者前妻的善解人意，以及续弦的异梦同床。后者同样丧妻，且无儿女，客座他乡，只为稻粱谋而味同嚼蜡地著书立说。可他们都曾经是历史的先锋、吹响过时代的号角，是当年火烧赵家楼的“五四”青年俊杰。可如今，后者只能在美国对着一班洋人后生无奈地重提当年之勇，而前者的儿子，却只关心着如何能够留洋，学习理工。“从前我们不是拼命提倡‘赛先生’吗？现在‘赛先生’差点把我们的饭碗都抢跑了。”这么一说，“两人都无奈地笑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