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名家风度(7)

当前教育研究的状况:一线教师普遍缺乏研究的兴趣,专家们(大学教师以及专业研究人员)和一线教师中的少数精英分子(尤其是“新生代” )又大多热衷于洋理论、洋概念的引进,这虽然也是需要的,但如果把它们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马克思)”,轻视本土的经验和实践,那就舍本逐末了。

我们的专家中缺少像赞可夫那样的真正的教育家。赞可夫从1957年启动“教学与发展”实验室,先后参与实验的儿童6000多人、实验班1281个,而且直到1975年才正式发表全面的实验报告《教学与发展》,从实验启动到发表实验报告,历时18年。我们的专家中有这样沉到教学基层去踏踏实实进行实验和研究的兴趣和耐心吗?

我们一线教师中的精英们也很难成为像苏霍姆林斯基那样的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他们“主义”很多,但缺乏自己的思想以及植根于本土经验的理论概括(他们对本土理论的轻视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这样的研究兴趣)。

胡适说“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段时期以来各种“进口”的主义多如雨后春笋: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解构主义、间主体性、接受美学、读者中心论等等,总之,不少理论文章似乎非“洋”便不足以显示其理论高度。当然,少谈主义,但不等于不要主义。但我不赞成用“谈主义”代替自己的实验、观察和研究。踏踏实实地多研究点中国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的实际问题,从研究中获得自己的结论,而不仅仅是用外国的主义来证明自己的“正确”,这才是真正的理论建构。因此,现在重提胡适的这个观点,倒是很有现实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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