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虽然已经有了邓又平发表在《美国研究》（1988年第三期）上的《简析“中美合作所集中营”》一文，说明中美合作所是为共同抗日而组建，它与两个看守所无关，但是该文章的基本立论之一依然为批评“中美合作所反对共产党”并且“直接介入中国内战”。
有一天，我偶然在朋友家发现一本书《蒋介石的国策顾问——陈布雷外史》。随便翻阅中，第139页上有这么几行字，其中的“中美合作所”真令我眼前一亮：
1944年的下半年，陈布雷得悉了唐生明从上海发来的一个可靠情报。这就是日本正把所有能作战的舰队集中整编成一个新的舰队，集结在琉球群岛附近，准备出美国不意，给以突然的一次袭击，给美国舰队以致命打击。“要重演珍珠港和雷伊泰湾事件了”。这是唐生明从日本海军方面的一个要员搞来的情报。
重庆方面接到这一情报，立刻送给中美合作所，再马上转给美国海军方面。美国海军当时正在竭力搜集日本舰队下落的情报，经查明日本舰队集结的动向属实后，便先发制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子击沉击伤日舰近百艘，使日本海军遭到毁灭性打击。④
我的目光停留在这句话上——“立刻送给中美合作所”！
为什么要立刻送给中美合作所？
这本书并非正面、专门地评述中美合作所，但它却首次从另一个角度触动了我的神经。我得到了如下启发：要认识中美合作所，第一，宏观上一定要与太平洋战争相联系，从而把握总体概念；第二，微观上一定要与太平洋战争中的某个重大战役相联系，从而获得数据的支撑。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所看过的资料中曾经出现的两段枯燥的概括性文字便具有了非凡的意义，这两段文字变成两条有形的黑线，将发黄发霉的故纸，与波涛汹涌的太平洋连接起来，完全具有视觉效果，开启了极大的想象空间。
其一为中美合作所气象及通讯组少将组长程浚，在服刑期间于1959年所写的材料：
重庆歌乐山下的中美合作所总部，在全中国建立有156个气象站，掌握着中国沿海及内陆、东南亚乃至部分太平洋地区的气象资料（是直接为太平洋战争服务的，笔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