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过上面的话，胡适接下来说：
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这是我们可以自信的。《逼上梁山》一篇是要用我保存的一些史料来记载一个思想产生的历史。这个思想不是“产业发达，人口集中”产生出来的，是许多个别的，个人传记所独有的原因合拢来烘逼出来的。从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一位书记先生的一张传单，到凯约嘉湖上一只小船的打翻；从进化论和实验主义的哲学，到一个朋友的一首打油诗；从但丁（Dante）到却叟（Chaucer）马丁路得（Martin-Luther）诸人的建立意大利英吉利德意志的国语文学，到我儿童时代偷读的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种种因子都是独一的，个别的；他们合拢来，逼出我的“文学革命”的主张来。我想，如果独秀肯写他的自传，他的思想转变的因素必定有同样的复杂，也必定不是经济史观包括得了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17页）
上面提到的几组事件，每一个相对应的事件中，都有一件或两件与胡适自己有关，无须一一诠释了。单说“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一位书记先生的一张传单”和“凯约嘉湖上一只小船的打翻”吧。
胡适在《逼上梁山》一文中，对此有详尽的叙述。文章一开头就说，提起当时讨论“文学革命”的起因，不能不想到那时清华学生监督处的一个怪人。那个人叫钟文鳌，是一个基督教徒，受了传教士和青年会的很大影响，在华盛顿的清华学生监督处做书记，职务是每月寄发各地学生应得的月费。钟想利用他发支票的机会来做一点社会改革的宣传，便印了一些宣传品，和每月的支票夹在一个信封寄给留学生们。他的小传单有种种花样，大致是这样的口气：
“不满二十五岁不得娶妻。”
“废除汉字，取用字母。”
“多种树，种树有益。”
支票是留学生们每月渴望的；可是钟文鳌先生的小传单未必都受他们的欢迎。留学生们往往拆开信，把支票抽出来，就把这个好人的传单抛在字纸篓里去。
“可是钟先生的热心真可厌！他不管你看不看，每月总照样夹带一两张小传单给你。”胡适平时是厌恶这种青年会宣传方法的，总觉得他这样滥用职权是不应该的。有一天，又接到他的一张传单，说中国应该改用字母拼音；说欲求教育普及，非有字母不可。胡适一时动了气，就写了一封短信去骂他。信上的大意是说：“你们这种不通汉字的人，不配谈改良中国文字的问题。你要谈这个问题，必须先费几年工夫，把汉文弄通了，那时你才有资格谈汉字是不是应该废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