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文本科和文预科教授共二十九人，除卫而逊和辜汤生为英文门教授外，共二十七人。其中留学日本的十三人，太炎弟子十人，留学欧美的六人。再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留学欧美的年龄大都在三十岁以下，年龄最大的陶履恭不过三十一岁，年龄最小的徐宝璜才二十五岁。还有一个不用统计也能看出来的特征是，年龄越大的有留学经历的越少，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桐城派的遗存了。比如杨敏曾，六十一岁，虽未查出他的履历，怕只能作如是观。朱宗莱即前面罗家伦提到的朱蓬仙。
这样，北京大学文科学术变迁的历史，也就大致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了。像傅斯年这样的优秀学生，舍弃黄侃这样的太炎弟子，投奔胡适的麾下，也就不难理解了。
要特别强调的是，留日学生，尤其是太炎弟子对北大学术发展的贡献是不可埋没的，也是不可替代的。他们取代桐城派老学究，可说是北京大学迈向现代化的第一步。也正是他们这些人的努力，奠定了北大的学术地位，为北大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尤其是国学门研究所，其组建之正规，成绩之扎实，多少年之后，仍引起后辈学人的关注。台湾学者陈以爱的《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就是一本这方面的研究专著。从上面的列表可以看出，国学门研究所主任是沈尹默，教员即研究员有胡适、陈汉章、马叙伦、黄侃、钱玄同、周作人、吴梅、刘师培。除了胡适、吴梅等人之外，几乎全是清一色的太炎弟子。
对北大学术历史的源流，对太炎弟子的历史功绩，陈以爱有精到的论述：
20年代主导北大文科的太炎门生，多是浙江人。他们具有相当浓厚的旧学根底；又因留学日本，对西学也有一定程度的认识。这批学者于辛亥革命前返国，靠了同门的关系互相援引，在浙江各府中学任教。1913年后，主持北大校政的留日学者为了打击桐城派的旧势力，将这批太炎门生相继延揽到北大，使他们顿时成为北大文科的主流派，考证之学也因而成为文科的主要学风。当1916年底，章太炎的旧交、同样的浙江籍的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太炎门生的地位益形巩固。陈独秀、胡适在北大鼓吹新文学时，也因为得到不少太炎门生的响应支持，在《新青年》踊跃投稿，才使文学革命的声势大张，新文化运动得以席卷全国。曹聚仁谓太炎弟子是新文学运动期间“北京大学学术思想的中心，也正是领导新文化运动的重镇”，是有根据的说法。（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第3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