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科技、文化与贸易是作者颇感兴趣的问题，是作者重点介绍的篇章。他视宋代为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因为它出现了科技与文化的普遍繁荣，社会财富有较多的积累，社会发展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根据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番志》记载，直接与中国交往的国家与地区达50多个，有时候宋朝还利用使臣出国之机招徕外国商人来华贸易，宋代“贸易既盛，钱货遂湧湧外溢。当时宋之铜钱，东自日本西至伊士兰教国，散布至广。”在造船方面，作者向读者提供的材料也是相当可观的，宋代的船舶可容纳600人，比前现代世界其他地方的任何船只都要大得多，由于指南针的应用，宋代的商船已经结束循岸航行的状态，克服“梯山重译”的重重困难，实现了从中国到南洋、印度洋以至非洲东岸的航行，对外贸易占到税收的五分之一，墨菲这样写道：“到了南宋，海外贸易的规模远远超过当时整个欧洲的外贸（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宋朝时期，大型远洋货船上使用的各种航海技术已经臻于成熟。……宋、明时期，中国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强国和海洋大国”（第145页）。《新东亚史》真是别开生面，令人振奋，表现出作者推陈出新的勇气和凌越前人的探索精神。由此观之，该著独辟蹊径，发掘枯竭隐深，摒弃了因循沿袭的墨守成说，在史学园地树起了一面旗帜。
在明清史研究上，《东亚史》以远见深识倾动人心。它没有像其他欧美学者那样，把明清500年历史看作是停滞与倒退，而是认为明代是中华帝国的新辉煌，在许多方面继续为世界做出贡献，“明朝中国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经济领域商业化进程的突飞猛进”（第169页），处于社会转型前夕。作者以一种少有的历史自觉把握了这种趋势。确实，明代是中国社会即将转型的时期，内有郑和七下西洋，使中国空前地走向世界；外有西方传教士东来，他们以科技为媒介向中国介绍了西方的科学、宗教与文化，使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受到冲击。中国的传统商品丝绸、茶叶、瓷器、书籍和漆器销售到日本、东南亚以至欧洲，国外市场为购买中国商品而支付的白银大量涌入中国，加速了国内商业化和货币化过程，对西太平洋经济圈的发展十分有益。墨菲对明代中国社会工农业生产以及大众生活的描述十分详细，如文化和贸易蓬勃发展，商业和城市欣欣向荣，城市商人参与并推动精神文化的发展，城市居民有较多的精神生活等等，所有这些对于读者了解明代一目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