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主义者极力主张两点：第一，财富产生自生产而不是对金银的占有，这一点像重商主义的思想；第二，只有农业企业才产生财富，商人、生产制造者和其他的工人不能生产出财富。要是来一次经济学测验，他们会得50分。他们主张一个生产商品的国家会比一个只是储存贵金属的国家更富有是正确的，但由于强调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是“不结果实的”、徒劳无益的和仅仅是财富的搬运工，他们因此而丢分。我们不必来回地琢磨这个模型，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到重农主义者提倡的政策上：让农业这个唯一的生产部门获得更高的生产力。比如，政策限制人为地将农业租金压低，并且不鼓励土地投资，他们就力劝政府解除这些限制从而释放经济的能量。而且，他们建议向地主征税而不是处罚他们，因为只有他们能够负担得起税费，也只有他们拥有一个经济“生产”部门。总之，重农主义者热情地接受私有财产和私有收益的概念，但也看到了财产所有人相伴而来的责任。尽管如此，他们的分析到底还是坚持了下来，这只是一种很“自然”的行为。
亚当·斯密聚精会神地聆听法国人的论调。重农主义者的分析证实了他的某些观点，但他并不认同他们关于生产部门和不结果实部门的见解。休谟也不接受重农主义者的观点，他甚至要求一个朋友“怒吼他们、压碎他们、猛击他们，并且让他们粉身碎骨”。或许亚当·斯密公正的良心阻止了他彻底摧毁重农主义者的愿望。亚当·斯密承认，重农主义虽然存在着缺陷，但或许它最接近真理，只是这个真理现在还没有被政治经济学科公开发表。尽管如此，他还是略带谦虚地补充道，重农主义是“一个体系，从来没人做过，可能也从不会对世界的任何一部分人产生伤害”。他们带给这个世界的是一个无关痛痒的学说，因此，亚当·斯密只是温柔地拍了拍重农主义者的“假发”。
1766年，布克莱公爵患病的弟弟在巴黎死去，悲伤袭来。亚当·斯密的旅游结束了，他经由伦敦返回到柯科迪。接下来的10年，亚当·斯密写书、旅行，他来到伦敦的文学俱乐部，为的是与爱德华·吉本和埃德蒙·伯克讨论思想和喝酒，并且与塞缪尔·约翰逊和传记作者詹姆斯·博斯韦尔说着下流的粗俗话。尽管约翰逊言词刻薄，但每次到巴黎做客，亚当·斯密还是从这些健谈者那里得到了对他狂热的吹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