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即使是具备全球交流特色的格拉斯哥大学也开始让亚当·斯密感到厌烦，于是在1764年他辞掉了教授的职务，做了已故布克莱公爵的儿子的家庭教师。这个男孩的母亲是达尔基思伯爵的遗孀，那时她刚刚改嫁给亚当·斯密的崇拜者查尔斯·汤申德，后来查尔斯·汤申德成为英国财政大臣，他的税收政策使大西洋对岸的一些殖民者群情激愤，他们将茶叶倒入大海使得波士顿港口变成了一个大茶壶，查尔斯·汤申德因此在史书中给自己留下了一席之地。作为家庭教师，亚当·斯密被要求游历欧洲，帮助这个男孩培养起合乎传统的优雅品质，经常参加奢华舞会，他因此可以获得每年300英镑的薪水，外加一些额外补贴，他在离职之后还有每年300英镑的津贴，大约相当于亚当·斯密原先收入的两倍。亚当·斯密向他那位旁观的“公正顾问”征求意见，这个顾问悲悯地给了他同意的答复。迫于在学期中间要离开格拉斯哥大学的要求，亚当·斯密决心把从他忠实的学生那里收取的学费退还回去。但学生们都拒绝了。
旅途的第一站是法国的图卢兹，也是最让人心烦的一站。旅途的无趣让亚当·斯密在某天晚上想起老综艺节目的台词，说的是要在布鲁克林度过大约一周的时间。既然亚当·斯密几乎不会说法语，那么在布鲁克林待上一周也许他会比较高兴，因为至少在那里他们可以说英语。可是他们在图卢兹停留了一年半，而不是一周。知名作家塞缪尔·约翰逊曾经说过：没有什么比知道在两周之内将要被吊死，更能让一个人全神贯注达到如此惊人的程度了。图卢兹虽然不是一个绞刑架，但它的确刺激亚当·斯密集中精力开始从事经济学写作。在给休谟的一封相当谦恭的信中，他汇报说：“为了打发时间，我已经开始写书了。”
离开法国南部之后，一行人员继续前往日内瓦，在那里，亚当·斯密遇见了伏尔泰，最后他们来到了巴黎。巴黎正涌现出生气勃勃的艺术创新和智力创造。在那里，亚当·斯密欣赏戏剧，并拜访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内的令人激动的人物，而且还发现了一所充满生命力的经济学院，它因重农主义而出名。重农主义是由国王路易十五的御医弗朗斯瓦·魁奈以及对他评价很高的达官显贵朋友们一起创立的。重农主义者用不可理解的语言和莫名其妙的图表描述了一些相当简单的思想观念，这个图表被称做《经济表》。魁奈周围聚集了一批对他恭敬有加的弟子，他们称呼他为大师、神甫、“欧洲的孔子”和“现代的苏格拉底”。重农主义者极大地发展了启蒙运动关于自然法则的看法，但他们并不相信人类能够完全控制自然，认为只有在充分理解了自然法则的情况下人类才能存活下去。事实上，重农主义探求的是“自然规律”（而不是自然法则）。
《经济表》出色地阐述了重农主义的思想。就如同克劳德·伯尔纳这样的医生开始解剖人体，并且绘制血液循环图一样，魁奈将经济中的收入循环做成了图表。但与把人体分为手、脚、胳膊和腿不相同的是，魁奈把国家看做由自然形成的且相互依存的三种人组成：农民、工匠和所有者（地主和其他的最高统治者）。遗憾的是，他的之字形图表变成了一个难解的谜题，也只有他能够看明白。魁奈承认即使是他的大弟子老米拉博也是“陷于曲曲折折的图表中而理不清头绪”。然而，米拉博还是称赞这个表和文字一样与众不同，它是一项创新，其实他是在拍马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