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生听了这些,脱口而出:浪漫。比起习题备考然后朝九晚五,那是浪漫吧。初次收割谷子,一天下来,腰累断了,手掌上的皮磨掉了,回到青年点,女生一个个痛得眼泪汪汪。
第二年,临近秋收,一场大冰雹毁了田里的一切,接下来的一秋一冬一春,三顿苞米子,拌上从北京带来的辣椒粉下咽。当然,有点儿困苦是另类浪漫的条件。正宗的浪漫是带上一束红玫瑰,乘电梯到江滨大厦的顶层旋转餐厅,在亮晶晶的玻璃杯里,为你新结识的女友斟上法国葡萄酒。好奇怪,“浪漫”这同一个词可以用来形容那么不同的事情。
受苦不总该受到诅咒。事后,是苦难而不是康乐,成为引人入胜的故事。因为苦难给予生活以深度。但那是修成正果者的苦难,苦难因为它的成就而获得意义。却有一种受苦是自找的。我们这代人曾发展出苦行主义的小小萌芽——中国乐感文化的异数。我们为《牛虻》、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拉赫美托夫所吸引,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睡在碎石上,洗冰水浴,一天跋涉60公里,冒着倾盆大雨登山。图什么?我说,苦行为精神的力量作证。尼采说,人生充满苦难,更苦的是这些苦难没有意义,苦行者以自己的意志求苦难,从而赋予生活以意义。
部分地由于这些苦行倾向,我们被视为或竟自诩为理想主义的一代。如果去得掉这个词的褒义和贬义,我更愿意把它用于我们的父辈。我们年轻的时候,肯定是有理想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个时代如此不正常,很难把它认做长久的现实,先知先觉者早就开始为根本变革卧薪尝胆。这是理想主义吗?对现实的批判是明确的,所附丽的理想则多种多样。而且,那个时代的现实一直头戴理想主义之名,于是,我们这一代则毋宁说是反愚忠的、反理想主义的理想主义。80年代中,我们之中的年轻一伙开始了俗称为“后现代”的思想观念行为。我们骨子里有至为严肃的东西,却也有点儿不恭,有点儿管他娘,我们究竟是什么人,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哪一种元素驾驭了另一种元素。
上面说到,我们之中的先知先觉早已经发展出基于真相的批判。我们从各种途径了解世界的真实情况,例如“偷听敌台”。但主要的,我们阅读。回忆文章中几乎篇篇会提到当时内部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实际上,仅仅阅读古典,阅读歌德和托尔斯泰,就会引人进入对健康人类精神的理解,从而反过来对当代形成批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分散在黑龙江、内蒙古、云南、海南,以及河北的白洋淀,在政治高压之下,形成了一个一个小小的圈子。有不少散落在各地的牢房里。偶然相遇,发现我们偷偷读的书竟是同样的。共同阅读形成了这一代强有力的纽带。那个时代,我肯定,是最后一个共同文本的时代,最后一个主要由文字阅读培育精神的时代。就这一点而言,我们的青年时代更像朱熹的时代,更像阿奎那和伏尔泰的时代,与我们后半生的时代离得更远。
到了70年代中,年轻人聚在一起,不抨击时政,不骂骂江青和她的同伙,会显得太幼稚浅陋,尽管专制的残酷毫无松动。1976年是我们这代人的里程碑。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都在这一年去世。春天,爆发了“四五运动”。夏天,唐山大地震。秋天,“四人帮”被抓。中国这座大座钟的钟摆在一个方向上摆到了尽头,开始摆向另一个方向。又过了一年,我们陆续踏进大学校门。10年的社会生活,是失去的10年,抑或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在这一代大龄学生面前,敞开了新的地平线,没有多少人在前面挡路,毕业后五年十年,成了大企业家、各级领导、名作家名导名教授、留洋科学家,或著名边缘人。终于,我们各就各位,地位、利益、观点逐渐分散,“这代人”这个词不大用得上了。
四我们这一代,经历了两个世界。我们小时候,丢一支铅笔都会遭到责备,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度。年轻时,我们很少谈到选择,我们被生潮业浪抛掷,所能做的是在不由自主的处境中坚守自己的品格。现在的青年,每一步都须权衡选择,所要担心的反倒是在一步步最优选择中失去了自己。
我们曾经追求政治自由,如今,一些人已经身居国家机器的顶端。我们曾经以清贫艰苦为荣,如今,一些人身家亿万。我们曾经热爱真理,如今,一些人主持着各式各样的国家项目。真理、自由、品格,不像我们年轻时想象得那样单纯、那样简单,它们要通过不断融入现实才能实现。但若我们这代人自得于今朝,任我们曾经有过的精神力量流失,凭你国家领导,凭你福布斯名列前茅,凭你在各国电影节上获奖,我们仍只是过气去势的一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