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自私的吗?(4)

北京是个移民城市,最新一代的移民住在机关大院、部委大院、军队大院、高校大院里。没谁有自己的住宅,都住宿舍,单身的住集体宿舍,拖家带口的住家属宿舍,大床小床桌子椅子借自单位,暗角贴着单位的标记纸条。家属宿舍建在办公区边上,溜溜达达上班,不用堵车。跟上海比,北京土多了。甘家口向西,现在的阜石路,那时是条土路。我们轻工业学院在路北,钓鱼台在路南。那时还没有国宾馆,没有七号院,是一大片荒荒的水面,被密密的苇丛以及苇丛中的蜿蜒小路隔开。湖靠我们这面是些土坡,长着松树、槐树、枣刺。上学前,一清早,我跟着哥哥嘉曜到那些土坡上打兔草,我们在住宅小院前后养兔、养鸡、种向日葵。放学后,戴着红领巾,穿过机关种植的大片蓖麻,我们到湖里去游泳,在树林草丛里追打跑闹。没有电子游戏,没有卡通片,也没有奥数班、钢琴课。

二我们年轻时,有几个跑到缅甸打过游击,后来又有几个参加过中越战争,大多数人没经过战争时期的兵荒马乱,但我们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古今中外,遇上过战争的人多,遇上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少。那真是千年不遇的历史,因为历史很少把所有条件都凑足——一个说一不二的领袖,想到用他的亿万子民做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实验,而他的亿万子民此前已被教育成为唯领袖是从的民族。

按本国的学术体例,凡发生过的事情,似乎都不太光彩,须列入研究禁区。但“文化大革命”是我们这一代的少年时期,只要说到这一代,怎么也绕不过去。可惜,禁忌既多,难得全景。例如,后人读到老干部挨整挨斗,读到读书人受辱跳河,却不很了解,“文革”中受苦受难最甚的,其实仍然是此前17年一直受苦受难的罪人。

身为实验品,也身为实验者,我们这一代从此离开了正常的人生道路。狂热席卷青少年的心魂,千百万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同享高潮。天空永远碧蓝,红旗永远鲜艳,歌声永远嘹亮。这永远的白昼隔离开另一边永远的黑夜,不愿归在狄奥尼索斯名下的腐尸、流血、呻吟。

我们这些teenagers(青少年),满脑子都是军国大事,想都没想过安身立命的事儿。父母挨斗被抓,我们十四五岁就开始当家做主,就乘坐伟大领袖提供的免费火车遍走新疆云南广东。没有永远的狂热,早在上山下乡之前,我们这一代中的先知先觉,就对那个时代产生了深深的怀疑。那时候,议论中央领导人,表达异端思想,轻易就被判刑甚至处死。

然而就在那时,我开始从兄长们那里听到,彭大将军为民请命,结果天庭震怒,听到成千上万黎民饿死在几年前,而那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自然灾害。一个个故事或事实在压低的声音、含混的吐字中流传。你知道国王长着驴耳朵,你忍不住要告诉别人国王长着驴耳朵。夜已深,将要四散的同学们东一处西一处坐着站着,谁拉起了手风琴,惆怅的音调唱起:

有人说,你就要离开故乡,想一想,红河谷你的故乡,想一想留给我的悲伤。

三我们来到内蒙古,种地、牧马,跟农牧民摔跤、喝酒。

我们偷鸡摸狗,打架斗殴。我们读托尔斯泰,读黑格尔,在田头土坑的阴影里,在灶台边的油灯下,学俄语,学英语,学高等数学,唱俄国歌,听贝多芬,七十八转的手摇唱机,胶木唱片,用竹制毛衣针削尖的唱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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