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界定管理学作为人文科学的重大意义，德鲁克将这一任务留给了其他人。考虑到人文学科起源的历史背景，以及人文学科和专业教育在美国所承担的责任，德鲁克关于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的理念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教育管理者，以及究竟应该如何将管理作为一门专业。通过让我们的学生和管理者接受管理是一门人文学科并为此做好准备，我们的社会可以不断地扩展人的能力，从而能够以一种不论是在道德意义上还是在社会意义上都具有建设性的方式来担负起管理责任。
人人皆知彼得·德鲁克是一个观察家，他总是试图“看到已经发生了的未来。”在1993年8月10日与鲍勃·班福德进行的一次谈话中，他将其对美国文明的反思和盘托出：
在两周后阿斯彭所举办的研讨会上，作为主题发言人，我想我恐怕会变成一个极不受大家待见的人，因为我将告诉大家我们所面临的并不是经济问题。我们所面临的都是社会问题。但是，这些社会问题会层出不穷。今天凌晨三点中，当我从睡梦中醒来时，你恐怕不会知道我需要靠不断祈祷才能摆脱深深的绝望感，而且到现在我仍未能摆脱掉这种绝望感。是的，我明白，而且正是因为我们内心意识到了绝望这一事实才是唯一件令人乐观的事情。（Buford, 1993,p.3）
在《明日地标》一书中，德鲁克认为，人类之所以需要精神价值是为了塑造文化。在第十章“今日的人类情形”中，德鲁克探寻了人们究竟在哪些方面才能融入后现代社会这一问题：“人们已经掌握了足以从肉体上和道义上摧毁自身的知识”（德鲁克，1959／1996，p.257）。在此，德鲁克所特指的是行为科学知识的进一步拓展，这些知识能够“将人们转化成为一种生物机器，该机器受恐惧和其他情感因素驱动，是一种没有信仰、没有价值观和原则、没有同情、没有自尊以及没有人性的存在”（ 德鲁克，1959／1996，p.258）。对于这种现象，德鲁克所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寻求精神价值的帮助，从而指导大家如何更好地利用因为掌握了全新的知识而获得的权力，去服务于人类的最高利益。
德鲁克本身就深受自己所接受过的人文教育的影响，这一点使得他能够看到社会和管理所具有的道德和精神之维。但是，我们是否能够为他的观点找到确凿可靠的实证性和历史性证据呢？我们认为能。经济历史学家、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就深信美国当代最紧迫的问题是精神资产而不是物质资产的获取和平等分配：
尽管我们不能忽视以往所获得的财富的集聚，美国平等主义理念的未来将会激发全美人民的能力，将持续的经济发展与全新的平等主义的改革结合起来，这些改革措施所针对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急迫的精神需求，既包括俗世方面也包括宗教方面的。精神（或者说非物质的）上的不平等问题，如今同物质上的不平等问题一样严峻，甚至更严峻（Fogel，2000，p.1）。
在《资本主义的灵魂：开辟通往道德经济的道路》一书中，记者威廉·格雷德 认为，完全可以将美国资本主义加以修正，使之“更符合整个社会的广泛的价值观，”（Greider，2004，p.48），这种说法本质上是将经济发展的引擎与人文目标捆绑在一起。
社会学家罗伯特·武德诺在对美国历史长期以来试图将宗教价值观和经济发展调和在一起的努力进行了追踪研究，他指出，在当今社会，“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既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Wuthnow，1994，p.36）。不只是德鲁克，还有很多人，已经在商业和管理世界的日常运转中考虑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问题，认识到这样做的必要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回归人文理念事实上可能会使管理学再一次体现出其对于“真实世界”的价值。此起彼伏的企业丑闻，高高在上、毫无道德感的公司高管，所有这一切激发出了反对管理作为一种专业而存在的公众情绪；正如这篇导言所给出的四个简短案例以及本书中多次提到的众多其他案例所表明的那样，变革的呼声清晰可辨。管理学如果想要挽回作为一门真正的职业的声誉，也许唯一的希望就是将管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付诸实践：将对共享的文化价值观的深刻理解作为管理学的基石，并不断通过教育来传承、通过管理者行为来示范这些文化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