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产生的一个相关的困难是德国货币安排的不确定性。在1871年的新德意志帝国内部，存在着至少7种硬币体系，大多是以白银为基础的。然而自由派的银行家，像挑起了1870年之后的货币争论的路德维希·邦博格，支持的是采用一种合并的以黄金为基础的新德国币制体系，他有这种倾向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白银的价格相对于黄金来说在下跌。最早在1871年10月，第一次朝这个方向的法律程序迈出了一步，但是一直到1873年7月，《制币法》才得以通过。到了1875年3月，中央银行—德意志银行才建立起来，管理新的货币。 到了这个时候，泡沫的生长已经有了很长的时间。现存的统计资料显示，1871~1873年，货币的供应增长了大约50%，而价格的通胀程度与此类似。1873年的崩盘吞没了那些收益，而且把千千万万的公司推入了破产的深渊。
这是对在凡尔赛时表现出的傲慢的报复吗？起码艾尔封瑟是这样认为的。然而，1873年的金融危机以及后续出现的所谓的“大萧条”—一直持续到19世纪90年代的初级产品价格下跌—并没有解决法国的战略性弱点的问题。早在1874年1月，也就是在最后一批德国军队撤出法国领土后仅4个月，梯也尔的继任者德卡泽斯公爵就谴责德国在谋划一场针对法国的战争。次年，俾斯麦在德国报界的代言人问道：“看到战争了吗？”这造成了法国市场恐慌。
这个警告最后被证明是虚惊一场；也许，俾斯麦从来没有打算把战争的战鼓敲到国内政治以外的范围。然而，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最为关键的是迪斯雷利和戈尔查科夫搁置对中亚在欧洲和平中的利益争议的决定。至少，迪斯雷利是这样呈现给他们的。“昨天晚上，”夏洛特这样告诉她的儿子，“迪斯雷利过来短暂地拜访了你的父亲，而且告诉你父亲他在维护大陆和平的谈判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位总理看上去又沉湎于他所习惯的夸张之中。当然，1870~1871年，他与格莱德斯通之间在个人作为方面的差异，无法逃过列昂内尔的注意。这两年之间的是是非非暴露了两个问题：大国之间的纷争，尽管对他们的家族关系有伤害，但是对他们的银行来说却带来了不菲的获利机会；国际稳定的关键不在巴黎，也不在柏林，而在伦敦。
我很惊诧地发现，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个方面非常像一个皇族—具体说来，就是他们之间整天争吵不休，但是一旦与世界为敌的时候又团结为一体。
查尔斯·德尔克爵士
1879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