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也尔的这番话引发了法国媒体的攻击浪潮，“在拉斐特街上拥有豪宅的人……不惜一切代价武力反对……我们在大马士革的领事”（《世界报》）以及“罗斯柴尔德先生”的“难以置信的傲慢”［《每日报》（Quotidienne）］等词句，不一而足。
当时，很容易将这类评价当做一种反犹言论，整个19世纪这种言论不时地出现在法国政治中。但是，还有一层含义是，梯也尔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捍卫拉蒂 蒙顿。罗斯柴尔德家族—尤其是詹姆斯—已下定决心要动摇他的地位，尽管主要是因为他威胁到了国际稳定，而不是威胁到了大马士革的犹太人（更不用说他威胁到了法国的犹太人）。
如果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将梯也尔赶下台，那么这种说法有些过于简单了。除了大马士革事件，1840年夏季，法国的国际地位不断地恶化。梯也尔不仅拒绝了解决问题的英国 俄国方案，还寻求在阿里与苏丹之间达成双边协议。但是，这只促使其他国家于6月15日达成了一项协议，同意在必要时采用武力迫使穆罕默德·阿里接受他们的条件，其中，他们将确认他为世袭埃及帕夏，给予他阿卡帕夏的称号，但是只让他控制南叙利亚的政府。此时，毫无疑问，巴麦尊赶在垂死的国家间友好协议发挥作用前，对君士坦丁堡施加了压力。8月份的路易·拿破仑“流产”的回归图谋以及9月在巴黎发生的骚乱也打击了梯也尔。但是，无论怎样，纳特在危机最紧张的时候明确地表示，“几乎不可能推翻他（梯也尔），实际上，这么做也十分危险，而且不明智”。另一方面，当纳特痛斥“所有新贵中最傲慢的人”所表现出的“不负责任而且……民族主义的顽疾”和“虚假自由主义”时，他内心想的显然是“更为美好的将来”。问题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多快地把梯也尔拉下台。
表面上，在1840年8~9月的动荡时期，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通过可靠的外交沟通渠道促进和平的到来。列昂内尔向克拉伦登勋爵保证，法国不会开战；詹姆斯向梅特涅转达了路易·菲利普一再发出的请求：希望奥地利派出一个斡旋的人；列昂内尔试图让比利时国王从中调停；詹姆斯拜访了好战的奥尔良公爵；列昂内尔向巴麦尊转达了纳特的警告：不要过分地压迫法国，等等。这种外交活动的背后目的是从财政上削弱梯也尔的地位。关键因素是危机对于法国公债价格的冲击。8月3日，“公债价格出现了暴跌”，这让纳特和詹姆斯飞速赶回巴黎，与安塞尔姆一起静观形势发展。这只是一个冗长下跌的开始。当英国海军远征军包围易卜拉欣帕夏时，巴麦尊断然拒绝了梯也尔提出的保存颜面的妥协方案，而法国公债价格随之再次暴跌。公债价格从7月的87点跌到8月初的79点，到10月初只剩下73.5点。毫无疑问，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独自造成了公债价格的下跌是错误的，这是巴黎股票交易所里出现的普遍恐慌造成的。另一方面，他们没有做任何事来检查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没有理由这么做。因为，与19世纪30年代初的危机不同，这次危机他们没有任何损失。我们可以从纳特8月2日的评论中看出端倪：“感谢上帝，我们几乎没有持有任何公债。”非常简单，他们在危机到来之前就一并抛出了所有法国政府债券。这也是法国驻伦敦大使基佐未能发觉的一件事。“你认为他正在祈求上帝保佑他的财产安全吗？”他9月9日拜访完列昂内尔之后，这样问列文公主。海涅也被詹姆斯紧锁的眉头所欺骗：“已经下跌了两个百分点的法国公债又跌了两个点，据说罗斯柴尔德先生昨天牙痛，也有人说他得了疝气。这意味着什么？风暴更加接近了。已经能够听到瓦尔基里（北欧神话中死神奥丁的婢女）的羽翼扇动的声音。”实际上，詹姆斯是在假装维护海涅读者们的利益。纳特唯一的遗憾就是他没有更多的流动资金用于投机，他开玩笑地说：“我不能发一笔横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