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一个记者直接地问内森：“为何你们这些拥有影响力的人，没有进行任何努力，从土耳其皇帝、埃及统治者以及欧洲大国手里重新要回巴勒斯坦呢？那可是你们祖先的土地。”我们已经看到，这个问题在1836年的一本小册子《希伯来护身符》中给予了回答；一个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作家同年正式向阿姆谢尔提议购买巴勒斯坦的土地。法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夏尔·傅立叶也认为，“重建希伯来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某一位先生最豪华的加冕礼：如埃斯拉和所罗巴伯一样，为了建立罗斯柴尔德王朝，他们能够带领犹太人重返耶路撒冷，再次竖起大卫王与所罗门的王冠”。《世界报》（Univer）于1840年10月的一篇文章也描述了类似的画面。英国的福音主义者也被这一想法吸引。如巴麦尊夫人在大马士革事件之后评论说：“这个国家……狂热与宗教因素……绝对决意认为耶路撒冷和整个巴勒斯坦将等待犹太人回归；这是他们唯一的渴望。”尽管11年后迪斯雷利再次提及这个问题时，斯坦利感到很吃惊，但它并不是一个独特的想法。实际上，或许从基督徒的千年祈愿中就能找到类似的话语，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则被认为是基督再生。但是没有证据证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此类打算；这个家族中的一些成员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也是很久之后的事。
此外，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许多成员，即便对于释放大马士革囚犯一事所采取的方式都持保留态度。从纳特的信中似乎可以看出，列昂内尔对于克雷米厄和一些更为喧嚣的英国犹太人所制造的“喧闹”感到不安。他觉得，这些人表露出的“热情太过了”。实际上，建议蒙蒂菲奥里陪同克雷米厄前往亚历山大的一个原因是“平和（后者的）狂热”。而且，纳特或安塞尔姆也没有期望那次远征能够实现它的目标。当确实获得成功时，安塞尔姆“反对举行任何公共示威活动”，并且强烈反对像法兰克福与其他地方那样以英雄般的方式欢迎克雷米厄。大马士革的胜利鼓舞了全欧洲的犹太人，随后出现了各种各样改善犹太人生存状况的计划，最著名就是菲利普森提出的一个方案：在耶路撒冷修建一个犹太人医院。起初，法国的罗斯柴尔德成员似乎愿意跟随蒙蒂菲奥里的领导，后者支持菲利普森的计划；但是他们在捐助医院旁边的牧师学校时附上了条件。当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区反对这一计划时，罗斯柴尔德家族便收回了资助，直到1853~1854年，修建医院的计划才再次浮出水面。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一如既往地继续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改善其他地方的犹太社区的生存状况（如俄国控制的波兰）；但是他们的努力通常被更为激进的犹太人所质疑，后者的目标不仅仅是得到经济上的改善。
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大马士革事件真正的意义只有置于外交环境中才能领会到。尽管，他们毫无疑问对大马士革的囚徒给予了同情，但詹姆斯和萨洛蒙更为看中其中的外交意义。因为大马士革事件给了詹姆斯一个理想的机会来破坏梯也尔的地位，后者在托马索神父所谓的“谋杀案”之后几个星期当选了总理。从本质上说，这起事件能够凸显法国外交政策的孤立主义问题，而这正是帮助梯也尔上台的因素之一。英国政府支持释放犹太人的运动也有自己的原因。巴麦尊决意打破穆罕默德·阿里的权势以及孤立法国，他很高兴地看到埃及人在叙利亚的政权被描述得无比邪恶。同样的，梅特涅也很高兴得到机会挑战法国，后者声称由它负责捍卫圣地所有天主教徒的利益。另一方面，梯也尔几乎没有对穆罕默德·阿里在叙利亚的政权提出过任何批评，更不用说他自己的领地了。相反的，他的言行更为出格。5月初，他对詹姆斯说：“整件事是基于事实；我们最好平息它……因为中东的犹太人仍然如此的迷信……”他跟克雷米厄也说了类似的话。6月2日，为了回应富尔德在议会中的一个演讲，梯也尔嘲讽地质疑了法国犹太人的爱国主义：
你们以犹太人的名义进行抗议；那么，我以法国的名义抗议。如果我被允许这样说，我会说，犹太人中间正在发生一些荣耀的事。公众一获悉这一事件后，他们的担心便会在全欧洲范围内显现出来，他们用热情和狂热情绪处理它，在我看来，正是热情与狂热情绪使他们感到荣耀。如果我被允许这样说，我会说，他们的力量要比假装展现出的强大得多，此时此刻，他们正向每个外交大臣提出抗议。他们也狂热地做着这件事，这种狂热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一个总理必须有勇气保护受到此类攻击的下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