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容易地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参与拯救大马士革犹太人事业，是因为自己的族人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让他们感到非常愤怒。海涅—詹姆斯给予暗示的记者之一—将詹姆斯的利他主义与其他法国犹太人的漠然进行了对比，尤其是铁路金融方面的竞争对手伯努瓦特·富尔德。海涅评价说，詹姆斯“在同情犹太人方面，比他的竞争对手显示出了更为高贵的精神”。毫无疑问，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所有成员都对他们共同信仰者的遭遇表示了同情。纳特说，这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尽力阻止针对我们信仰的诽谤流传，必须阻止针对我们不幸的东方同胞的酷刑”。他几天后又说，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人们普遍地意识到，某一个教派可以不受惩罚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法国政府试图维护拉蒂 蒙顿的做法激怒了纳特：“当法国总理在议会宣布，他认为犹太人实施了谋杀，目的是得到基督徒的血用在希伯来宗教仪式上……这让人感到非常震惊，这样的中伤那些血管里流着犹太人血液的人都应该予以驳斥，并证明其荒谬绝伦。”他和家族里的其他人对于蒙蒂菲奥里远行的成功感到欢欣鼓舞，后者不仅从穆罕默德·阿里那里得到了一个庄严的指令，宣布残忍谋杀并非是犹太教的教义，而且一周之后，又“体面地释放了”囚犯们。这一切揭穿了19世纪30年代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个指责：他们对犹太同胞的命运漠不关心。“谁能站出来，”《汇报》编辑路德维希·菲利普森1839年就曾质问道，“说说这些人为犹太教、为了它的解放、为了它的公民权或精神地位的提升做过什么重要的事情？”一个美国作家曾经声称詹姆斯并不“关心巴勒斯坦贫瘠的海滨（的犹太人）”，与这个作家一样，菲利普森在大马士革事件之后，只能自食其言。
另一方面，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中东地区犹太人解放运动的雄心也不应被夸大。即便在1840年之前，就有一个说法在媒体以及其他地方流传，即罗斯柴尔德家族计划为犹太人重新索回圣地。早在1830年，一份美国报纸就声称，“土耳其苏丹财政上的窘境”可能迫使他将耶路撒冷卖给罗斯柴尔德家族：
他们的富有超出了渴求甚至贪欲所能企及的程度；以目前的显赫地位，很容易让人想到他们可能会寻求其他一些东西来满足自己的野心……如果得到了（圣地）—这或许可以用钱买到—他们可能立刻建立一个很大的国家，而且很快就能捍卫自己，并且会对东方的商业与形势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给犹太人的后代提供补偿，将那个曾经积聚“古代”大部分财富的地方重新交还给他们。对苏丹来说，这个国家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在犹太人手里，在诸如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指引下，即便在非常短的时间，什么是它不能改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