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经济价值
要评估开放给文化带来的利益的话，人们必须严肃对待文化差异以及对文化多样性的偏好。这与经济学家对“不必要的”差异的厌恶相冲突。因此，连杰出的贸易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沃蒂都认为：“如果每个人都一样，那么在经济上你当然就会更加富裕。”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其效果就是要使人们对文化同质化躁动不安。
人们大可不必有这方面的恐惧：正如本书最后一章所暗示的那样，在世界3.0中，文化差异依然存在并十分活跃，甚至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亦是如此。第十一章详细论述了这一点，并对由不断增加的跨文化边界互动所带来的收益（而不仅仅是损失）也做了详细的讨论。有关不同的观点、框架等的认知科学（认知多样性）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的优越性，就表明了跨文化交流的一个好处。考虑到前一章中讨论过的国际差异，国家文化多样性很有可能产生很多的认知多样性。
但是，这依然仅仅只是一个经济方面的利益。通过灵感（如非洲民众的“新世界”音乐的灵感，以及最近的资本倒流）、混合（如混合语）、移植及适应（如伯明翰的巴尔第咖喱菜）或者跨国化（如文化加入全球科学界）等方式，开放也会使文化更加多样。更重要的是，这能增加个人能够接触的多样性的种类。文化经济学家泰勒·柯文认为：“贸易即便在它支持选择和多样的成就的时候，也会在下面的几个意义上使文化同质化：它给不论来自哪个国家的个人类似的充裕的消费机会。它使国家或社会‘不同而又相同’，这与让国家或社会互有差异截然相反。”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这听来挺不错的。实际上，有关开放给政治带来的利益的一个类似观点，即开放与民主和充裕的政治机会是形影不离的，有很多人持这种观点，其中包括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以及政治科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等。（要注意的是，这种情况在不必太过担心民主的传播会出现过度的同质化的条件下才会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