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区域内贸易水平也非常低，这更能反映出非洲基础设施薄弱。据一项估计，如果将西非所有的州际公路都铺好，那将使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贸易量提高2倍。这一估计不包括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减少公路检查站数量。很多首府之间竖起了许许多多的检查站，这就加大了腐败的风险，提高了交通成本，并造成交通时间的浪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内陆国家尤其受到交通问题的重创：内陆交通运输的成本是该地区沿海国家交通运输成本的4倍之多。
我们注意到，这里对地理障碍的讨论又指向了行政壁垒，这就再一次提醒我们，上一章所阐述的各种类型的障碍和壁垒都是相互联系的。现在，我不会进一步解释不同种类的壁垒，而是要简单明了地介绍一系列政策工具和制度，它们才是扩大开放程度的保障。
这些政策手段并没有在CGE模型中展开讨论，人们对其效果的看法也通常过于狭隘。在这里，正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素帕猜?巴尼巴滴（Supachai Panitchpakdi）对我所说的，CAGE框架的用处在于它能够扩大所谓的“政策空间”。他说，实施适当的发展战略的需要仅仅在危机爆发之后才得以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