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困境，我们该怎么办
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催生了1 000多本相关方面的书，更别提数不清的文章、博客和其他评论了。其中有一些仅仅是愤怒的表达—发表在出版物上的原始性愤怒，其他一些评论则集中于讨论让我们身陷囹圄的那个泥潭，或者大肆辩论我们是如何差点儿被活活掩埋的。很少的文章能够聚焦于我们应该做什么，而很多对危机前发展趋势的讨论要么是偏重策略性的，要么是短视性的。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市场失灵的修复以及跨越国家边界的市场一体化的意义所进行的更深层次的讨论都是少之又少，而且这些讨论都与我所提到的三种世界观相关联。
紧紧抓住世界2.0
尽管发生了危机，但一些世界2.0的狂热者拒绝放弃他们那种支持解除管制、一体化市场的观念和立场。媒体大亨鲁伯特·默多克就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对政府大加挞伐，他说：“我们很容易去责怪自由市场，但我们的房地产泡沫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是因为国会推动房利美和房地美把钱借给那些无法承担贷款的人，而且还推高了房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对货币的管理太松懈了，发生危机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在金融危机发生后不久，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芝加哥大学的追随者基本上都得出了一个相似的结论。他们认为，麻烦出在，由于政府的管制，市场的自由度还不够高。对市场的笃信少一些的人士则承认市场是失灵了，但却认为政府的失败更为严重，我们还是应该重新拾起犁耙去耕耘自由市场的土地。
这些人士对危机原因分析的片面性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正像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所观察到的：“对于这次危机，很多人都在反反复复地争论数不清的原因……但它绝不是因为这是一个竞争的体系和自我调控的市场，而是因为在这种体系和市场下的干预和介入出现了问题。”
然而，可以预料到和让他们信服并不是一回事。既然市场失灵已经无法吸引我们的注意力，那么对于那些不再笃信市场魔力的人来说，更难以让他们信服了。更多的人好像认为，危机之后只需要小范围的调整就可以了—一些精英人士甚至也这样认为。让我们回想一下，一位著名的记者对201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这是一个涉及全球化和解除管制的大型论坛）气氛的描述：“政治和商业领导人聚集在这里……他们假定，自由市场已经在2008年的风暴中失灵了，新的体系需要更多的调整和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