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我们的社团杂志全部发出去之后，反响热烈。校内倒是没什么动静，社会上似乎炸了窝。天天都有海外记者到学校来采访我们。接待了几位之后，我们自己也有点忐忑不安。
事情终于朝着我们完全想象不到的方向发展了。有天下课，我和同学们一起从三教出来，急着去食堂吃饭，这时有两位身穿黑色皮衣的人朝我走来，先是问我的名字，然后说请我跟他们走一趟，有点事要谈谈。
谈话是在学校保卫部的会议室里进行的。保卫部的老师-对了，我已经知道在学校里把所有不是学生的人都叫老师了，不管他是总务处、办公室的还是保卫部的-给大家准备了盒饭，黑皮衣们放在一边没吃。我先是忍了忍，后来想想，自己拿起筷子吃了起来，谁让你们耽误我时间呢。
他们详细问了我办这社团的起因、初衷，为什么要办这个刊物，以及最重要的一环，“印制这杂志的钱是谁给的？”
我尽我所能地回忆了所有事情，全部如实告诉他们，包括印刷厂挣钱的艰难。为了缓和气氛，我还开玩笑说，这一个暑假，我的眼睛从近视四百度变成了五百五十度，才挣了这么一点点钱，亏大了。他们没有笑。我一边汇报一边吃完盒饭，还喝了几杯水。
谈话持续了近三个小时，我有点着急。
他们去另一间办公室商量了半天，最后是保卫部的李老师来会议室找我。他要我和他一起回宿舍，把办杂志相关的所有物品，包括原稿、付款收据、打工挣钱的凭据等等，有什么取什么，都拿给他。“他们要求的，你就配合一下吧，没关系的。”李老师安慰我说。
我把所有我能找到的东西都找出来，又跑了几位同学的宿舍，尽量满足了李老师的要求。送走李老师，我回到宿舍，同学告诉我说系里找我，要我到系学生工作处去一趟，找王老师。
王老师平常不任课，是专职负责学生工作的。由于报到第一天的悲惨经历，我和系里不任课的老师们保持了距离，一点都不熟悉，找王老师的办公室都找了半天。
王老师让我坐在他办公桌的对面。他长时间玩弄着手里的圆珠笔，不发一言。后来他敲敲桌面，厉声对我说：“可以啊你，尽给系里添麻烦！”他又絮絮叨叨抱怨了很久，甚至提到这样的事情出在本系，会影响系里很多干部的升迁，学生不能一点大局观念都没有。我猜他所说的干部指的应该就是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