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兹海姆的老百姓都记得基辛格坐着一辆1938年款奔驰车呼啸进城的样子，那是他从一家婴儿粉公司的纳粹老板那里没收来的。驶过中世纪的老屋和山脊村庄，车在税务站所在的小巷前停住，基辛格一步两阶地登上楼梯顶，大声宣布：“我是反谍报部队的亨利先生，这栋楼已经被我征用了。”
1945年6月，22岁的基辛格中士被任命为一支新的反谍报支队的司令官，负责恢复黑森地区博格斯特拉斯区的秩序，清剿纳粹分子。部队总部就设在本兹海姆，人口17 000人。这么一来，基辛格在一块曾经鄙视犹太民族的土地上俨然成了一方“君主”。“抓人我有绝对权力，”他说道，“在反谍报部队，我们的权力甚至大过军政府。”就像克雷默所说：“他是本兹海姆的绝对统治者。”
尽管如此，基辛格避免表露任何仇恨情绪，他还主动矫正一些反谍报官员——特别是犹太裔——拿德国人出气的行为。战友拉尔夫·法里斯说：“记得有一回，几个担任军队翻译的德裔难民对一对德国平民夫妇滥施刑罚。基辛格向他们喝道：‘你们都在纳粹统治下生活过，知道他们有多残暴!现在你们怎么能掉过头来对这些人做同样的事情？’”
基辛格走得更远，只要可能，他就不会表露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他不再参加宗教活动，也从不提起。战友都知道他叫基辛格，但他在管区的德国人中间就称自己亨利先生，因为那听起来更像个美国名字。“我当时用的是亨利先生这个名字，”他后来解释，“因为我不想让德国人以为是犹太人回来反攻倒算了。”
军中严令禁止和本地公民称兄道弟，但基辛格还是有意无意拿出一副德国人的做派。他找了位德国贵族的老婆当情妇，喜欢开奔驰车在乡间兜风，常去参加地方足球赛事，还把郊外一处没收的豪华别墅当自己的住处。“简直太漂亮了!”菲尔特和华盛顿高地的好友杰里·本克霍夫见后赞叹道。本克霍夫驻扎在海德堡，常来串门，是基辛格招待会的常客，“基辛格别墅漂亮，女朋友美丽聪明。常举办大型宴会。你就知道他多么喜欢在炫耀权力了吧，就是不知道减减肥。”基辛格的辖区管有20多个城镇，他开始磨炼外交技巧，本兹海姆市长、警察局长都是他宴会桌上的常客，本克霍夫称赞说：“亨利是位出色的外交家，他总能和德国官员相处甚欢、让他们替他干事。没过多久，那地方就恢复了生机，也实现了非纳粹化。”
卡尔·海茨勒一家是纳粹时代少数几个和斯特恩以及基辛格家保持朋友关系的非犹太家族之一。基辛格吃惊地发现，海茨勒一家被错误地指控为纳粹同情者，美军占领当局没收了他们的生意。在基辛格的干预下，海茨勒家得以重返家园，基辛格并帮助他们筹集资金、重开生意。此外，基辛格还悉心照顾克雷默在老家的妻儿，每周从本兹海姆给她们寄去食物。
基辛格在本兹海姆待了将近一年时间，直到克雷默再一次提携了他。克雷默是设在Oberammergau的欧洲司令部情报学校的发起人之一，学校坐落在慕尼黑南40英里外阿尔卑斯山一处风景名胜附近。主要内容是教授盟军军官如何搜捕纳粹残余分子和重建德国市政。克雷默坚持要把一个只有高中文凭的中士纳入教师队伍，允诺如果中士干不出名堂的话就发配他去拾柴火。在接下来的10个月时间里，基辛格便一直在该校任教，起初作为中士教师，后来成为文员，年工资只是少得可怜的一万美元。和他一同教课的还有赫尔莫特·索南菲尔特——基辛格任国务卿时的助手，和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和哈佛教务长。参加过基辛格任教的“德国次军国主义组织系统”一课的罗索夫斯基评价说：“高中毕业没多久的亨利表现出十足的权威。他讲起课来信心百倍，而且颇具学术精神。”但教务长唐纳德·斯特朗中校认为基辛格过于高傲，后者从来不把教案报上来审批，还违反规定在营房里养狗玩。“他总惹麻烦。”斯特朗回忆说。
离开欧洲前，基辛格做了最后一件事情，就是看望他那睿智的祖父大卫·基辛格。老基辛格和儿子阿诺一起住在斯德哥尔摩。1946年冬，基辛格和学校的好友列维奇乘火车来到北欧。叔叔阿诺身体很好，生意也很红火。而86岁的爷爷同样精神矍铄，基辛格在家信里写道：“他每天傍晚和一位92岁的老姑娘打牌，总说人家欺负他年轻出老千。”
让基辛格钦佩不已的是，虽然祖父有三个女儿死于纳粹集中营，但他谈起纳粹时代发生的事情并没有一副痛不欲生、萎靡不振的样子。家信中，基辛格对祖父能够远离仇恨赞叹不已，暗示被姐姐的死弄得痛苦异常的父亲应该引为榜样，振作起来。
我每天和他谈话数小时，并非完全为了尽孙子的义务。爷爷的思维仍然出奇的敏捷，对世间事看得竟是如此的安然，如此的谦卑、没有仇恨和偏见，和他谈话确是一种乐趣。而且他还是那么幽默。亲爱的父亲，真希望您能看看爷爷。他和任何其他父亲一样承受了巨大的丧女之痛，但他对待此事的态度却是如此的得体，如此的看得开，应该成为所有人的榜样……我肯定，爸爸，他不希望您为此折磨自己。
